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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kok-akt.com 北京時間:1999年12月16日 星期四 
中國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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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逝世一周年祭:二十世紀最智慧的頭顱



  

  謝有順

  錢鐘書先生逝世后沒幾天,我到西安出席一個學術會議,有記者來訪,請陳平原、夏曉虹、丁帆和我幾個談錢鐘書的 人格與學問。他們三個都是名教授,博士生導師,自然侃侃而談,而我則承認,錢先生于我輩來說,實在“須仰視才見”,不 敢妄論。今天,他的文化形象有點像陳寅恪,大家都在談,但真正讀懂他們作品的人非常少。我也屬讀不懂的一類,不僅現在 不懂,恐怕以后也不會懂得更多。

  我指的是像《管錐篇》這樣的鴻篇巨制,在后人心目中,可能永遠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神話了。作為中國古典文化 在2 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錢鐘書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余英時語)。在20世紀能與錢 先生這個智慧的君王相遇,的確是平庸年代里罕見的奇跡之一。可誰能想到,這位二十幾歲便名揚四方的當代鴻儒,在“文革 ”時期,竟落到在一女清潔工的監督下打掃廁所的境地。當時與他同命運的還有何其芳、俞平伯、朱寨等人,和錢先生關在一 起的荒蕪先生曾題詩曰:“可憐掃地盡斯文。”楊絳先生也曾在《干校六記》中感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真有 點驚心動魄的味道。

  與其他的知識分子比起來,錢鐘書在20世紀下半葉所受的苦難算是較微的,可讓這樣一個精通六國外語、深受 西洋文明教育的飽學之士喪失學術自由,轉而去打掃廁所,其中所蘊含的殘酷也許比死更可怕。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還有哪個 時代像“反右”、“文革”時期那樣貶抑、仇恨知識分子的,它的惡果,不僅斷送了許多優秀的大腦,更嚴重的是造成了我們 民族在文化傳承上難以彌補的斷裂,以致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圍城》被改編成電視劇,幾乎沒有人會想到“文化昆侖”錢鐘 書;同樣,如果不是陸健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為暢銷書,也沒有人會記起我們曾經擁有一位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 之意志的歷史大師。

  這些民族裂痕所留下的創痛,教會了我該如何在權勢、專制和偶像面前仰起高貴的頭顱,而把謙卑、敬畏留給像 錢鐘書這樣的大師。據李慎之先生的回憶文章載,有一次,中國社科院學部猛斗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 鐘書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闊步,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 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都說,錢先生是一個閉門不管天下事的寂寞學者,這未免太小看他了,從上述場景中可 以看出,他是個極有原則、立場堅定的人。有一次,錢先生同高莽談到作家的使命,他說,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誘惑,要有一支 善于表達自己思想的筆,要有鐵肩膀,能扛重擔,概括起來說,就是三個詞:頭腦,筆,骨氣。

  我非常喜歡錢先生的精確概括,他自己就是一個終生實踐這三個詞的榜樣。但是,由于錢先生聲稱“大抵學問是 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倦于與俗人俗事打交道,久了,大家就慢慢地忽略了他身上 所具有的內在骨氣,把他類同于老學究。其實不然。比如,錢先生是審定《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的主持人,按世俗的眼光看, 這在當時是相當風光的身份,可他一生都不愿言及此事;他在《宋詩選注》中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嫌它道學氣過重,其 實未嘗不是表露另一種形式的抗議;胡喬木請他改詩,沒想到他“書生氣發作了”(李慎之語),在胡喬木的詩上大動干戈, 完全不顧胡喬木只是擺擺禮賢下士的資態;1988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一文,說出了他想 說的話;對于有些人策劃出版不定期刊物《錢鐘書研究》、《錢學年鑒》,他阻攔不成便憤然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 籃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厭物”;有人用錢策動他接受采訪,他卻說:“我都姓了一輩子錢,難道還迷信錢嗎? ”一著名洋記者慕名想見他,他回話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還不錯,又何必要去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雞呢?”他80壽 辰時,有單位要為他祝壽,還有人準備為他父親開紀念會,他說:“何苦來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閑人,說些不痛不癢的廢話, 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錢。”對于自己的喪事,他在遺囑中寫道:“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 不留骨灰。”……

  從這些細節進入錢先生的內心,我們會發覺他身上有一種堅韌不拔的淡泊和高貴,或許我們還可以由此重溫先生 當年在清華大學求學時的狂傲之氣。先生的自我評價是:“人謂我狂,不知我之實狷。”狷者,狷介之士也,意性情正直,不 肯同流合污。這種自潔精神,在多少知識分子身上已蕩然無存,唯先生堅守了它。

  有人將知識分子分為慕僚知識分子、工具(或說技術)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三類,錢先生顯然是人文知識分 子里的極品。他把治學中的專業精神視為最高理想,有巨著傳世,還在文學創作領域(如小說《圍城》)達到很高的造詣,這 就使得他不像其他一些知識分子那樣,徒有一個姿態,卻沒有任何文化創造。錢先生的存在,可謂提高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 專業水準,也為他那一代知識分子挽回了失落已久的尊嚴。由他,我想起儲安平,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想起顧準, 他讓自己的反叛思想在黑暗歲月里燃燒;我想起陳寅恪,他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這些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最珍貴的 部分,將這些失散的心靈碎片縫合起來,或許能洗去我們心頭固有的因知識分子曾經有過的集體背叛而留下的陰影,重聚我們 對未來的信心。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有句名言:“蓋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聲。”錢先生的心聲常鳴。

  他是偉大的學者,智慧的君王,中國古典文化最杰出的傳承者,他的逝世,為20世紀末的中國寫下了沉痛而悲 傷的一頁。(轉自《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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