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明顯加速，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效應也加快釋放。不過，一些地方的城市化變形為“房地產化”，城市化潛力遭遇“透支”；或者使“轉型”成為“轉產”，城市定位雷同并存在明顯偏差；或者止于“淺層城市化”，公共服務覆蓋嚴重不足，大量進城農民遠未成為市民——在日前舉行的上海世博會“經濟轉型和城鄉轉型”主題論壇上，各方人士對“城市化陷阱”進行剖析，提出警示。

　　警惕過度房地產化透支城市化潛力

　　在大城市，人們最苦惱的問題當屬“高房價”沖擊。北京、深圳等位于城區中心的商品房售價均達到數萬元每平方米，遠遠超過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事實上，一些房地產人士之所以看漲中國樓市并動輒與香港、東京等地相比，一個重要理由便是：我們的城市化率離這些發達國家、地區的城市差距甚遠，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潛力故而巨大。

　　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為４６．６％，２００３年以來每年增長１個百分點。今后一段時間，中國城市化仍將保持高速推進。每年上千萬農民成為城市人口。繼一線城市之后，二、三線城市的房價正在迅速崛起，這些地方房價上漲之快，遠遠超過當地居民收入和經濟總量的增長。

　　論壇聲音：深圳邁瑞醫療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航說，高科技企業最重要的財富是人才，但如果深圳房價不下來，企業是難以吸引人才的。近期有房地產企業在深圳推出了一批小面積公寓，均價每平方米２．５萬元，對方說高科技企業團購可以優惠。對此，一些員工說，即使有優惠，還是買不起。今年有一批員工離開了公司，部分原因就是深圳房價太高。他說：“中國應該長期堅持房地產調控，否則未來就沒有發展空間了。”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為，我國居民有購置房產的習慣。而土地價格的過快上漲，是在食用城市“未來的午餐”。現在一些高新技術企業，恰恰碰到了土地價格過高而難以“落地”的問題。他建議，要堅持長期的房地產調控，杜絕地價、房價反復上漲，使城市化的潛力逐步釋放，帶動經濟轉型。

　　避免盲目追求“產業升級”而使城市定位雷同而脫離實際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共有６００多個大中小城市，但卻有１００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大都市、國內大都市，有三五十個城市提出要建設中央商務區（ＣＢＤ），有１０多個城市瞄準建設國際或地區性的金融中心。一些城市習慣為自己“重新定位”，在產業上過于強調“轉型升級”，引進企業非“五百強”不要、非“高精尖”不受。許多企業也紛紛棄傳統產業而不顧，片面強調轉型升級、“退二進三”。千篇一律的產業定位，使一些城市脫離了當地居民尤其是新進城人員的就業需求。

　　論壇聲音：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中國７０％的勞動力都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城市化進程必須考慮他們的就業問題。企業需要轉型，但并不是說要轉產。比如一些紡織企業，一二十年好不容易積累起來一點核心競爭力，怎么能說不做就不做了？即使是做皮鞋，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樣依靠簡單勞動力能做出世界名牌。我們的企業能不能用十幾年、幾十年時間做出世界名牌？否則老是“開辟新領域”，受不了的。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朱曉明說，城市化進程面臨著不斷的細分和重構，比如印度的班加羅爾細分了許多發達國家的軟件產業，重構了內陸的科技城市，臨近上海的昆山小鎮花橋，細分走了金融中心城市的銀行后臺業務，成為國內第一個非金融類的、全服務業的開發區。即使在服務經濟下，也不是服務業一枝獨秀，一個完整的信息化和服務化的產業鏈、供應鏈可使所有的產業出彩，精髓就是科技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

　　提防“淺層城市化”使進城農民無法成為“市民”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城鎮化率已接近４７％，但實際上許多尚在城市流動打工的農民工也被納入城市人口的統計范疇，而這部分群體的實際生活水平、消費水平實際上并未真正“城市化”。因此，如果按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實際城鎮化水平將遠遠低于目前的統計數據。

　　論壇聲音：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說，我國城鄉均衡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是“淺度城市化”，大量農民工來到城市，但并沒有享受到與市民同等的待遇。以常住人口計算，當前我國的城鎮化率是４６．６％，而我國城鎮戶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３３％，這意味著有１３．６％、１．８２億人沒有戶籍地生活在城市里。此外，還有多達４０００萬的失地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一般就地轉化為城鎮戶口，并沒有真正融入城鎮生活。正是由于逾２億“準城市人口”的存在，他認為“淺度城市化”將是今后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李稻葵認為，需要改革戶籍制度釋放城市化的潛力。目前有些城市，給符合條件的外來常住人口一張“綠卡”，持卡者只要居住到一定的時間，就可以轉為本地戶口居民。這是一種改革思路。他還建議，要把與戶口相關的福利的含金量逐步降低。

　　樊綱建議從農民的角度看待城市化進程，他說：“城市化一個特殊含義就是農民進城，而農民最初進城時一定是低收入階層，為此城市化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以便吸納低收入階層，讓他們均衡地享受公共服務。”（葉鋒、何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