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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一代經濟學宗師、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去世，享年94歲。他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集大成者，幾乎改變了現代經濟學的每一個領域。

　　幾乎所有經濟學專業甚至非專業的年輕學生都受惠于薩繆爾森編著的教科書《經濟學》。薩繆爾森1948年出版此書第一版，將微觀經濟學和剛剛成型的宏觀經濟學融為一體，大受學生歡迎。此后，他每隔數年就做修訂，增加學界最新研究，淘汰過時信息，60年內修訂了19版，英文版已售出約400萬冊，被翻譯成40種語言，其中也包括中文。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鴻業教授就翻譯了薩氏《經濟學》里宏觀經濟學部分，但只是“樹立靶子，作為批判對象”，并未廣泛傳播。《經濟學》當時只修訂到第5版。改革開放之初，商務印書館希望出版《經濟學》，高鴻業就把它全部譯了出來，此時已經修訂到第10版了。由于閉塞了幾十年，國人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茫然無知。《經濟學》的出版，為中國的經濟學子指明了學習方向。

　　現在已有多種經濟學教科書，各有側重。然而從整體結構來看，它們仍未能擺脫薩繆爾森的框架。薩繆爾森編寫《經濟學》的時候，一舉完成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綜合，經濟思想史家謂之“新古典綜合”，主導了此后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研究路徑。目前經濟學的發展還處在“新古典綜合”的時代，新一輪綜合遠遠未能完成。

　　對于初學者而言，薩繆爾森提供了一本經典教科書。對于專業研究者而言，薩繆爾森則改變了整個經濟學的面貌。他的研究幾乎涉及經濟學的每個領域，如福利經濟學、國際貿易、宏觀經濟學、消費者理論等等，重要成果不計其數。我們在學習時隨處可以碰到“薩繆爾森函數”、“薩繆爾森條件”、“薩繆爾森定理”，這些命名是對薩繆爾森學術貢獻的最好紀念。

　　薩繆爾森早年先后在芝加哥和哈佛兩大經濟學圣地讀書。他在芝加哥拿到的成績是A，在哈佛拿到A+，導師熊彼特從未見過如此天才的學生，欣喜不已。熊彼特不以數學分析見長，但他一輩子都在鼓勵學生將經濟學數理化。

　　由于哈佛保守的學術傳統，薩繆爾森的猶太人身份背景終于為哈佛同事所不容，遂去了麻省理工學院。他的恩師熊彼特傷心至極，甚至也想離開哈佛，終于為眾多同事、學生所挽留。而薩繆爾森到了麻省理工學院以后，發現擁有了極大空間，于是才思泉涌，論文盈千累百，編輯要排發都來不及。有人稱薩繆爾森為“經濟學界最后一個通才”，這個“通”字實在不容易。

　　他的諸多學術成果讓那些最初排擠他的同事啞口無言。1969年，諾貝爾獎第一次設立經濟學獎，頒給兩位北歐的計量經濟學家。第二年，諾貝爾獎就頒給了美國人薩繆爾森，一舉壓倒眾多學界前輩。他的獲獎，反過來也證實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權威性。

　　薩繆爾森在美國現實經濟的運作中也發揮了很大影響。1961年，學生時代就讀過薩氏《經濟學》的肯尼迪，熱情邀請薩繆爾森幫他制定總統競選的經濟綱領；后者提出了“以減稅對抗蕭條”的凱恩斯主義方案。肯尼迪入住白宮之后，又聘請薩繆爾森出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卻被學者本色的薩繆爾森拒絕了。但是肯尼迪政府根據薩繆爾森觀點制定的“肯尼迪減稅方案”，有力地拉動了美國60年代的經濟。

　　作為一個新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并不信奉絕對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他認識到，真實市場上的約束條件錯綜復雜，很多時候必須得有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理論和實際總有差距，書齋里的經濟學家不見得能處理好真實經濟問題。真實經濟經不起試驗，錯誤的政策建議會導致嚴重后果。所以雖然他的理論被廣泛運用于提供政策建議，他本人卻一直以學者自居，靜坐書齋，而與政策制定部門保持一定距離。

　　薩繆爾森對學術極為虔誠，即便到了晚年，還是勇敢研究新問題，修正舊觀念。他不斷修訂《經濟學》、在其中加入最新研究成果即是明證。在以法治立國的美國，他卻可以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擬定吧。”

　　(梁捷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