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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產過剩。國際經濟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外需緊縮，國內的過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資來擴大需求的辦法之所以走不遠，就是因為投資增長的最終結果是擴大供給。

　　導致過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而拉開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貧富差距與城鄉(xiāng)差距兩方面。在這兩方面原因中，城鄉(xiāng)差距是大頭，所以要首先抓住解決城鄉(xiāng)差距這個主要矛盾。

　　解決城鄉(xiāng)差距就是要從發(fā)展戰(zhàn)略的層面入手，在未來20年時間里創(chuàng)造出一個城市化高潮。這個戰(zhàn)略轉變涉及到許多方面的重大體制和發(fā)展方向的調整。

　　“土地財政”這個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會有積極性推動城市化。而要想除掉這個病根，就必須從改革現(xiàn)有“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入手。

　　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還是在延續(xù)1998年以來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農民進城，由于在十年內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來自農村的新市民很快就會超過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進程。如果要城市化，就得趕快進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與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購買的商品房。

　　中國人地矛盾日趨尖銳，中國只能走大城市化與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國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積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帶，所以中國城市化的推進，只能是在東部地帶大規(guī)模展開。而目前已經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卻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鎮(zhèn)。如果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須根據(jù)都市圈的發(fā)展規(guī)律搞好規(guī)劃，但現(xiàn)在還沒有這樣的規(guī)劃，已經批出的十幾個國家級地方規(guī)劃也不是以城市化為導向的。”

　　2008年下半年以來，把調整作為主題似乎正在形成共識，但是在我看來，目前大家心中所想的調整并不是一個內容，是想用調整來解決各個經濟領域存在的難題。這倒也說明了一個現(xiàn)狀，即目前在各個經濟領域已經累積了太多的矛盾，但是調整的主題不能分散，而是要抓主要矛盾，才能綱舉目張。

　　當前，什么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產過剩。國際經濟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外需緊縮，國內的過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資來擴大需求的辦法之所以走不遠，就是因為投資增長的最終結果是擴大供給，所以擴大投資不是在解決矛盾，而是在累積矛盾。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反復強調，導致過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而拉開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貧富差距與城鄉(xiāng)差距兩方面。在這兩方面原因中，城鄉(xiāng)差距是大頭，所以要首先抓住解決城鄉(xiāng)差距這個主要矛盾。

　　城鄉(xiāng)差距矛盾的形成原因是，由于在改革前與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政府始終采取了工業(yè)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所以解決城鄉(xiāng)差距就是要從發(fā)展戰(zhàn)略的層面入手，在未來20年時間里創(chuàng)造出一個城市化高潮。

　　這個戰(zhàn)略轉變并不僅僅是讓農民進城這么簡單的事，而是涉及到許多方面的重大體制和發(fā)展方向的調整。

　　第一，如果設想到203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這個發(fā)達國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著在未來20年內每年將有4000萬個農民、1000萬個農村家庭進城轉換身份成市民。這樣多的農民進城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住宅，由于剛進城的農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則就會形成貧民窟，就需要各級政府拿地出來，這就觸到了“土地財政”這個病根。這個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會有積極性推動城市化。而要想除掉這個病根，就必須從改革現(xiàn)有“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而改革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又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整，這一系列利益關系的調整都不是小動作。

　　第二，由于近年來城市土地迅猛升值，農民早已經知道了土地的價值，因此大批長期進城務工的農民已經不愿意用土地換城市戶口，怎樣給進城農民以利益，為他們提供住宅、社保、就業(yè)、教育等保障，讓他們愿意放棄承包田與宅基地，這些問題不解決，推動城市化也是空話。進城農民所放棄的農村土地應當怎樣在農村流轉，也是必須同步考慮的大問題。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還是在延續(xù)1998年以來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農民進城，由于在十年內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來自農村的新市民很快就會超過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進程。所以，如果要城市化，就得趕快進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與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購買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國的人地矛盾日趨尖銳，中國只能走大城市化與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國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積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帶，所以城市化的推進，只能是在東部地帶大規(guī)模展開。而目前已經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卻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鎮(zhèn)，這種政策最終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號而沒有城市化的結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須根據(jù)都市圈的發(fā)展規(guī)律搞好規(guī)劃，但是現(xiàn)在還沒有這樣的規(guī)劃，已經批出的十幾個國家級地方規(guī)劃，也不是以城市化為導向的。所以，要趕快做好有關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的空間布局規(guī)劃。

　　我在以前的文章曾粗略計算過，按照2003～2007年城市人口增加與投資增長的比例推算，在未來十年增加4億城市人口，可增加220萬億元左右的總投資，可增加年均10萬億元的消費額，而我國2008年達到出口峰值時也就是10萬億元的出口額。所以，只有啟動城市化才能創(chuàng)造出巨大內需，假使外需全部損失掉中國也不怕。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十二五”中期危機再度爆發(fā)后，說“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國”一點也不過分。但是正如上面所說的，要推動城市化就必須解決好工農關系、城鄉(xiāng)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等等，必須改革財政體制、住房體制、社保體制以及大都市圈還是小城鎮(zhèn)等城市化取向等重大問題，如此就形成了以城市化為中心帶動改革與發(fā)展戰(zhàn)略全面調整的格局。所以，城市化這個主題不僅應該是“十二五”的主題，而且應當成為未來20年中國發(fā)展的主題，“十二五”就是開題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招商證券顧問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