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石獅一度風化嚴重，后得到科學保護

　　本報記者 羅震光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之際，有媒體報道重慶正在籌劃投資至少28億元，建造中國抗戰歷史博物館；廣州不少學者提出應興建抗戰紀念館；昆明傳來消息，曾埋葬800多名中美空軍烈士的飛虎公墓如今只剩下12塊殘缺墓碑的實物遺產……

　　抗日戰爭，作為中華民族一段重要的苦難史、抗爭史，其歷史地位、價值毋庸置疑，而保護狀況如何呢？有專家指出：隨著各地一些大館的建立，規模上去了，但保護思路偏差、專業人員匱乏、資金嚴重不足，仍是現階段最大的三個問題。

　　專家提出不同意見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長期研究抗戰歷史，對國內許多抗戰紀念遺址都有過實地考察的經驗。他認為，目前國內一批如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哈爾濱的731細菌部隊罪行陳列館等，都是很有影響力的抗戰紀念館。但說到重慶目前正在籌劃的擬投資28億元建造中國抗戰歷史博物館，蘇智良卻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

　　蘇智良說：“其定位首先就和盧溝橋的中國抗戰紀念館有沖突。”他指出，重慶的抗戰紀念中有兩個最有特色之處：一是重慶同考文垂、德累斯頓并稱世界二戰史上三個遭受大轟炸的城市；二是重慶的陪都歷史。“抗戰期間，全國各類機構搬遷、名人聚集，重慶的人文歷史資料實在太豐富了。如果能把這些資料完整收集、分類，做成一本反映抗戰歷史的人文地圖，這既是一個學術創新，同時花費可能只是建個博物館的零頭。”

　　民間力量值得提倡

　　在抗戰文物保護上，目前各地都在很積極地實施各種措施，但蘇智良認為，整體狀況不錯，細節處卻大有商榷余地。

　　“很多地方對抗戰文物保護沒有統一的規劃，都在上紀念館、博物館工程，成了拉項目。”蘇智良對于近年各地紛紛涌現的各種抗戰紀念場館并不持完全叫好的態度。他告訴記者，有些項目完全可以將其精華部分并入一些大館中，或幾個項目合并成一個項目做得扎實些、豐富些，但各地政府出于其他因素的考量堅持上馬。“往往這些項目都是地方政府靠借貸上馬的，還貸的壓力還是要落在后人肩上。”

　　云南騰沖近年來興建的旅游一條街，其中有好幾個抗戰歷史參觀點是由私人投資的，蘇智良對這種形式表示了高度贊賞。“東西不是很多，文物價值也未必高，由政府來做不合適，民間力量介入就填補了這個空白。”

　　中國目前民間性質的抗戰紀念館有不少，往常大家比較注重的是對創辦者愛國主義精神的推崇，但往往忽略了民間小館和那些政府大館形成了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上的呼應、文物價值上的梯次。

　　遺址消失讓人痛心

　　最近十余年，中國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農村地區的城市化也如火如荼。然而，大量的抗戰遺址也在各地改造舊城、修建新城的浪潮中被破壞、被摧毀了。沈陽的北大營消失了，冀中地道戰的遺址遭受很大的破壞，娘子關、陽明堡等抗日戰場已埋沒在荒野之中。在具有抗戰傳統的上海，寶山城、羅店、吳淞、閘北、天通庵車站、南京難民區等遺址，也已基本不見了。

　　遼寧省委黨校的張一波教授在北大營拆除過程中，跑到工地上痛哭流涕。

　　2008年2月5日（大年初一）的凌晨，煙花爆竹引燃了南京利濟巷2號，大火經過一個多小時才撲滅，這座建筑的門窗嚴重損壞，屋頂被燒塌，外墻已經漆黑一片。而這里是已經被認定的日軍侵華戰爭中的慰安所遺址。

　　有評論如此寫道：我們總是對真正的歷史物證視而不見，而等到這些遺跡徹底坍塌毀棄，又再去耗費巨資建起富麗堂皇的場館，卻不知真正的歷史遺跡、物證是金錢買不來，也永遠無法復制的。

　　不當保護專家扼腕

　　具體保護思路上的偏差、專業人員匱乏、資金嚴重不足，是現階段抗戰歷史保護的三大軟肋。

　　“因為保護思路出錯，引發的嚴重后果甚至比不保護更可怕。”蘇智良說。

　　云南龍陵董家溝有一座日軍慰安所遺址，那是一棟木結構的二層小樓，是當年緬甸僑商斥資建造的，后被日軍征用。經過專家論證了它的歷史價值后，上級部門決定在遺址上建造陳列館。當地政府的積極性很高，立即著手實施。但等專家到場后一看，全都傻了眼，當地政府居然認為那棟小樓太破舊，將其推倒重建了。

　　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非孤例，蘇智良表示，保護思路的偏差和缺乏專業人員是互為因果的。他說，在他走訪、考察過的很多地方，都發現這些紀念場館的工作人員是由各機構的富余人員調劑過去的。“沒有專業背景，他們如何來對歷史進行把握，對相關文物資料進行收集？很多地方如果不是請外援專家的話，連展館最基礎的展覽都搞不起來，更何談保護、研究。”

　　水西門是南京大屠殺的現場，當時在修建紀念館時，施工隊挖土方的過程中發現了遇難者的遺骸。“這是一個多么珍貴的現場，只要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就能感受其中的震撼力，那是絕對不會亞于奧斯威辛集中營里至今按原狀堆放的死難者身上的頭發和假肢。”蘇智良有些唏噓。“如果能把這個遺骸坑保持原樣，上面用玻璃加罩，然后修建房屋，直接做成展示廳的話，應該是最佳的保護手段。但是最終，這些遺骸卻被裝進了幾十只麻袋，效果大打折扣啊。幾十年過去了，這種千人坑、萬人坑，不是想找就找得到的。可惜了！”

　　各方關心銘記歷史

　　資金的不足，是最現實也是最讓人無奈的。

　　中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最大的受害國。世界上第一所慰安所的遺址就在本市東寶興路125弄內的5棟房子。這個當年名為“大一沙龍”的慰安所，其歷史紀念意義堪比奧斯威辛集中營，但至今卻依然是民居。

　　據調查，這處遺址內現有54戶居民，據相關部門某官員估算，居民的搬遷費用至少在1億元以上。蘇智良說，經過包括他在內的一批專家呼吁，文管會已經明確發文對建筑進行保護，拆房的威脅已經解除，但是要想將其建成紀念館，搬遷居民等后續的資金要求龐大，至今沒有落實。

　　無獨有偶的是上海另一個著名的抗戰紀念建筑：四行倉庫。1937年8月26日深夜，第88師524團團副謝晉元率一個營進駐此地，史稱“八百壯士”。他們與日軍展開浴血奮戰四天四夜，讓全世界人民目睹了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英勇與壯烈。

　　幾十年來，四行倉庫數易其主，內部結構早已面目全非。如今，四行倉庫歸屬上海百聯集團，成了家具展示廳。只有在大樓入口處設立了謝晉元銅像，在頂樓加層而建的部分建立了四行孤軍展示室，據了解這些都是百聯集團自行設立的。而那個小小的展示室，只有每周五的下午才免費向公眾開放。

　　蘇智良表示，蘇河灣整體改造計劃正在進行中，能否將四行倉庫一并考慮，規劃并建成抗戰歷史和文化園區。他舉例，日軍曾抓捕千余名朝鮮志士到海南島做苦力，二戰結束前，他們都死在當地。前幾年，韓國某企業在海南投資建廠過程中偶然了解此事，當即就斥資建設了紀念館。蘇智良說：“只有政府、企業乃至全社會都來關心，這段歷史才能銘記在心，悲劇方能避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