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多年前，敦煌藏經洞文物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英、法、日、美、俄等國的盜竊掠奪，使得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國內。數十年來，為了追尋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國學者遠涉重洋，前仆后繼，歷盡艱辛，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大學劉進寶教授的敦煌學研究新作《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下簡稱《文物》）便是其中之一。

　　《文物》以實地考察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以及相關考古和歷史文獻為基礎，通過文獻史料、考古資料和國內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綜合考察，對敦煌文獻的相關歷史進行了客觀、翔實梳理，在個案探討的基礎上，力求最大限度還原歷史，向讀者展現流散海外敦煌文物以及我國敦煌學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

　　厘清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的線索，是摸清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關鍵。百余年來，對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探索已取得豐碩成果，但其中面向大眾深入而系統講述敦煌文物流失情況的成果并不多見。《文物》一書采用“以人敘事”的方法，以事件中的具體人物為線索，將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復雜過程轉化為可感知的故事，再配以大量的文物圖版與線描圖，使抽象的文獻變得具體而形象。該書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談起，依次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團、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對敦煌文物的劫掠并至其流失海外的歷史進行了客觀梳理，重點關注這些文物在海外輾轉流傳的脈絡，各國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的收藏情況、整理編目、主要內容及研究價值、保存現狀等。這些線索頭緒繁多，內容龐雜，而給讀者一個既脈絡清晰又內容豐富的敘述，正是《文物》有別于同類著作的成功之處。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數量至今在世界范圍內尚無精確統計。首先，就藏經洞出土文獻而言，法國、英國、俄羅斯收藏較為集中，日本、美國、韓國則較為分散。特別是日本，分別收藏在龍谷大學圖書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書道博物館等18家博物館或圖書館中，且收藏過程也頗為復雜曲折。如“杏雨書屋”所藏敦煌文獻，是清朝官員李盛鐸舊藏。1936年李盛鐸之子李滂將其父所藏敦煌文獻賣給日本人羽田亨，此后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出版了《敦煌秘笈》，這批敦煌文獻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來，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獻的資金來自大阪制藥商武田長兵衛的資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藥工廠保存，隨后又轉到兵庫縣鄉間倉庫，即武田的“杏雨書屋”。1977年，武田長兵衛把原“杏雨書屋”的收藏，全部交給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管理。之后，在各國學者的奔走之下，“杏雨書屋”所藏敦煌文獻最終公布，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流落他鄉的寶藏終于面世。《文物》以此為例，不僅介紹了敦煌文獻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復雜性，而且還介紹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學術價值，使讀者得以了解統計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難度。其次，各收藏國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編目標準不一。有的國家按號編目，且在同一個大號下面又設若干小號；有的國家則按件編目。此外，敦煌文獻除漢文文獻外，還有其他民族語言的文獻，對這類文獻的編目也不盡相同，這也影響了統計的準確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僅有藏經洞文物，還有從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過去一些研究對此重視程度有所欠缺。緣此，《文物》特別對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絹畫、紙畫、版畫、紡織品等）作了詳細介紹，從而對傳統敦煌學研究中偏重追尋藏經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文物》在全面探討敦煌文物流失海外情況的同時，盡可能將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體現其中，書中所引皆有注解，給讀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延伸閱讀空間。文后附錄，如《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博士所訂合作辦法》《古物保存法》《流失海外敦煌文獻數量一覽表》《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量一覽表》，有助于讀者直觀了解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數量，以及國家對文物主權的具體規定。我們知道，敦煌學研究既需要高精尖的文獻整理和專題研究著作，也需要材料翔實、內容可靠、文字通俗、面向大眾的普及讀本。而要做到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同時裨益學者與大眾，并非易事。可以說，《文物》一書是敦煌學研究領域通俗讀物寫作的成功范例。

　　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被意外發現時，正值西方列強侵略瓜分中國之時，數萬件敦煌文物被盜運至海外。對其原因，《文物》進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全面分析了西方的掠奪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動蕩、官僚腐敗、文物保護意識缺失等多重因素，充分展現歷史的復雜性。同時，還從文明互鑒的視角，深入探討敦煌文獻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巨大貢獻，并期待更多學者共同努力，推動敦煌學研究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共享方面取得進展、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

　　（光明日報 作者：楊秀清，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