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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順地戲”狀告張藝謀侵犯署名權案引發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爭

　　著作權法規定不明 非遺保護陷入法律真空

　　著作權法第六條的立法原意在于保護民間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對于民間文學藝術本身仍未作出規定。著作權法的如此規定在實踐中確實造成了很多的混亂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藝術，對其進行保護到底應該適用怎樣的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們一致認為，目前對于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對于民間文學藝術保護的討論在世界范圍內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是至今都沒有能夠達成一個統一的認識。

　　2006年，文化部出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該暫行辦法基本上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對非遺保護工作進行了明確，但是對于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藝術的權利主體、權利的內涵和外延以及保護的具體方式等，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視點關注

　　本報記者 李松 黃潔

　　“《千里走單騎》影片本身以及影片發布會都不曾表明‘云南面具戲’的真實身份，也沒有在后期放映和發行階段提及‘安順地戲’，其錯誤地詮釋了地方民俗文化，不僅嚴重傷害了安順人民的情感，而且也侵犯了‘安順地戲’作為民間文藝作品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標明名稱的權利，即署名權。”

　　張藝謀也許不會想到，自己編劇和導演的這部以“云南面具戲”為線索的電影，竟然會將其帶入一場頗具示范效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署名權之爭。由于影片中所謂的“云南面具戲”實際上是貴州的“安順地戲”，可影片中卻未提及此事，引發了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局狀告影片出品人、制片人以及導演張藝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第一案”。

　　一場看似有些娛樂性質的訴訟，卻將理論界和實務界再次推到了不得不直面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問題的境地。今日上午，一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在還是法律上的一個空白”拉開了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民間文學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司法保護專家論證會”的序幕。民間文學藝術與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關系如何？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底應該如何保護？電影創作是否應該對所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明示？

　　署名權之爭曝法律真空

　　在《千里走單騎》影片中，以一堂名為“千里走單騎”的“云南面具戲”為線索并貫穿始終，全片所反映的外景環境為云南的麗江，影片放映中有畫面是演員在表演《千里走單騎》，并配有畫外音：“這是中國‘云南面具戲’。”而事實上，影片中貫穿全片演出的戲劇片段都是“安順地戲”中的劇目，表演的演員也是安順市的“三國戲曲演出隊”。影片結束后，片尾字幕的演職員中包括了“戲曲演出：貴州省安順市詹家屯三國戲隊詹學彥等8人”。

　　對于《千里走單騎》影片的這樣一種處理，安順市文化局認為，影片沒有在任何場合為所謂的“云南面具戲”的真實身份正名，侵犯了已經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安順地戲”的署名權。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一方提出了兩點強有力的理由，一是“電影是藝術創作，當中的人物、故事情節均為虛構，不能對號入座”。二是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至今仍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據了解，2005年12月，貴州省人民政府將“安順地戲”列為首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6年6月，國務院將“安順地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藝術，對其進行保護到底應該適用怎樣的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們一致認為，目前對于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著作權法規定不明致操作困難

　　知識產權領域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春田介紹，對于民間文學藝術保護的討論在世界范圍內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是至今都沒有能夠達成一個統一的認識。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國際上主要有兩種不同的保護體系，一是以韓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以“文化財產法”的形式，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公法的保護；而另一種途徑，則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為代表，直接以著作權法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保護，但是這一做法并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

　　據了解，我國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2006年，文化部出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該暫行辦法基本上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對非遺保護工作進行了明確，但是對于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藝術的權利主體、權利的內涵和外延以及保護的具體方式等，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對于著作權法的這條規定，很多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都認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還不夠。“民間文學藝術和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劉春田提出，“民間文學藝術與傳統的著作權的作品并不相同，民間文學藝術可以變幻載體，而不同的載體可能構成不同的作品，但其作為民間文學藝術的價值并不會因載體不同而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李明德也認為，如果著作權法保護的僅僅是作品的話，那單獨再寫這樣一條其實根本就沒有必要，因為其與著作權法保護的其他作品并沒有什么不同，仍然完全無法體現對民間文學藝術本身利益的保護。

　　針對這一問題，長期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問題工作的國家版權局法規處處長高思透露，就著作權法第六條保護對象的問題，他們曾向立法部門進行過詢問，得到的答案是，立法原意在于保護民間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對于民間文學藝術本身仍未作出規定。對此，高思坦陳，著作權法的如此規定在實踐中確實造成了很多的混亂。

　　私法保護局限多并不可取

　　拋開著作權法規定不明確的現狀不談，民間文學藝術本身是否應該由著作權法或者其他私法領域的相關法律來進行保護？學界的觀點普遍認為，私法保護不利于民間文學藝術的發展。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確應該是著作權法、私法保護的東西，但是民間文學藝術本身是另外的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兵認為，一方面，如果以私法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保護，必然要明確所謂權利的主體、權利的內容、權利行使的方式等很多方面的內容，其結果很可能是阻礙了文學藝術多樣性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在保護的內容和方式上，民間文學藝術保護本身不能忽視對于利益的分配。例如，取材于中國古代傳說的《花木蘭》被美國人拍成電影之后，在全世界范圍內上映，獲得巨額利潤。但是作為該作品內容起源地的中國，卻無法獲得任何利益，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李順德還提出，如果以著作權法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保護的話，這類民間文學藝術本身都源遠流長，且不斷的發展變化，至少從時間上就已經超出了著作權法規定的保護時限，難以再用著作權進行保護。在《千里走單騎》一案中，“安順地戲”本身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按照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但是對于類似“安順地戲”的唱段這種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還是應該可以用著作權法進行規范。

　　電影創作能否張冠李戴

　　《千里走單騎》中對于“安順地戲”的使用，是否侵犯了“安順地戲”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是否應該在影片中進行明示？專家們對此的認識并不一致。

　　“藝術創作就是張冠李戴。”劉春田的觀點立場鮮明，他認為，張藝謀的影片就是藝術創作，而藝術創作本身就是虛構的，不能用實踐來對號入座，更不能面對現實生活追究法律責任，否則將導致此類官司沒完沒了，“這樣的保護，無異于無中生有”。

　　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鄭勝利也提出，藝術經常要把很多東西濃縮在某個點上，但是濃縮后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故事就是個故事，千萬不要在實踐中對號入座”，創作者只不過是要通過故事表達一種美的東西。而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保護要給學術留下空間，例如影片中涉及戲的出處，就留給研究戲曲史的藝術家們去爭論，去討論。

　　李明德認為，《千里走單騎》之所以要張冠李戴，完全是出于電影拍攝的需要。如果電影的內容就是真實記載“安順地戲”，不署名肯定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只是為了電影拍攝的需要，找到了幾個演員來表演，服務于電影的拍攝，且已經為表演者署了名，就不再涉及侵權的問題。從這個層面來講，“法官就是法官，不要去作藝術的評斷”。

　　但是王兵并不同意上述專家的觀點，他提出，電影中給表演者署名，這只是表演者的權利，并不能代表影片中運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激勵民間文學藝術提供者的積極性考慮，相關作品中也應該對其進行明示，同時在利益上給與照顧。

　　李順德也認為，《千里走單騎》案具有典型的示范意義，通過這一案例將在一定程度上明確電影中運用的民間文學作品應該如何使用。但是，電影作為一種創作的作品，雖然其相關權利應該得到保護，但是對于其中可能產生混淆的，涉及他人利益的內容，還是應該標識清楚。

　　本報北京6月10日訊

　　背景鏈接

　　電影《千里走單騎》中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安順地戲”說成是“云南面具戲”，且事后始終不為其“正名”。為了爭回民間文藝作品的署名權，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局將《千里走單騎》影片發行方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制片人張偉平以及導演張藝謀一并告上了法庭。5月11日上午，這場“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一案”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安順市文化局在起訴中稱，貴州“安順地戲”有六百年歷史，被譽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千里走單騎》一片以“云南面具戲”為線索并貫穿始終，而該影片所宣傳的“云南面具戲”實際上正是“安順地戲”，而且是由安順市詹家屯的詹學彥等8位地戲演員出演的。

　　“可3被告既沒有在影片本身及影片發布會等公開場合表明‘云南面具戲’的真實身份，也未在后期放映和發行階段提及‘安順地戲’，其錯誤地詮釋了地方民俗文化，嚴重傷害了安順人民的情感。”原告代理人在庭上說，除了“傷害安順人民的情感”，3被告還侵犯了“安順地戲”作為民間文藝作品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標明名稱的權利，也就是署名權。

　　庭審中，被告方代理人首先毫不客氣地點出了他判斷的安順市文化局訴張藝謀的原因：“原告起訴張藝謀的原因，更多的是他的影響和地位，而沒有法律依據。我國法律規定出品人是電影的權利人，制片人、導演只是創作團隊，并不是適格的被告。”同時，被告代理人表示，“電影是藝術創作，當中的人物、故事情節都是虛構的，不能對號入座。”

　　據了解，安順市文化局在起訴中要求，3被告分別在《法制日報》、《中國日報》刊登聲明，消除署名權侵權的影響；判令北京新畫面公司停止發行涉案影片。但在庭上的訴訟請求中，安順文化局又撤掉了北京新畫面公司停止發行涉案影片的訴求，轉而請求法庭判令3被告今后發行放映該片時，注明使用了“安順地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