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楊智杰 呂雪良

　　發于2025.8.25總第120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在深圳，想要讀懂這座城市，兩條路就夠了。

　　深南大道，東起羅湖國貿，西至寶安大道，像一條時光隧道，串聯起羅湖國貿大廈、福田華強北、南山粵海街道，標記著深圳從邊陲小鎮成長為國際大都市的高光時刻。南山區的科苑路則是另一個故事。當地人也會叫它“創新大道”，藏著深圳科技產業的密碼。南北延伸，從深圳灣向北連接西麗湖國際科教城。

　　在其他城市，科技公司往往聚集在某些園區，但在深圳，科技公司如毛細血管般遍布全城。打車駛過“創新大道”，會路過TCL、中興通訊等見證了時代發展的公司，也能快速到達騰訊、大疆等新一代龍頭企業，而更多企業隱身在寫字樓中，在細分領域做到全球領先。地鐵13號線從地下穿過，每個早晚高峰，地鐵口涌滿年輕的科技從業者。

　　這里也折射出深圳特有的創新路徑：從電子制造到軟件、集成電路，再到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伴隨產業升級，很多企業消失，卻又培育了一代代新興的企業。但它們都有獨特的生存法則：與許多依托科研機構、由政策牽引的城市不同，深圳的創新多從市場出發，始終保持著對市場最敏銳的嗅覺，主動投入研發，快速試錯、迅速迭代。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鐘若愚指出，過去深圳的科技創新范式歷經從“三來一補”代工模式到“需求牽引”的市場驅動路徑的蛻變，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創新體系，創造了“6個90%”的獨特經驗。如今，深圳已經搭建起了覆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和人才支撐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

　　但隨著全球技術競爭進入新階段，尤其是在科技博弈加劇背景下，傳統創新鏈、供應鏈面臨不確定性挑戰，深圳如何升級創新模式、如何實現更多原始創新，并為全國的創新體系突圍摸索出一條路子？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之際承擔的新使命。

　　創新面向市場，自然發生

　　科苑路穿過的深圳灣科技生態園，是深圳人工智能產業的重要集聚地之一，也是當下最受關注的科技熱土。深圳AI頭部企業云天勵飛的辦公室，就位于生態園的核心地段，與華為鯤鵬產業創新中心同在一棟大樓。

　　2014年，陳寧從美國歸來，決定在深圳創業——而不是留在北京。兩年后，2016年，AlphaGo戰勝人類棋手，引爆人工智能創業浪潮，北京依托高校資源成為當時的AI熱土，不少技術派創業公司多在算法上“秀肌肉”，爭奪資本注意力。

　　陳寧更看重芯片研發與落地應用，深圳擁有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務實的創業環境，以及很快出現的“真實需求”。

　　2014年，云天勵飛在龍崗成立。在龍崗的一場技術交流會上，一位龍崗警察找到陳寧交流，如果能提升人臉識別能力，就能快速從視頻中鎖定失蹤兒童，那樣深圳就不會再有走失的孩子的情況出現。一個月后，電影《親愛的》熱映，更令陳寧觸動。

　　接下來一年多，團隊與警方合作，走遍大街小巷，排查監控盲點，將它們織成網絡，并通過動態人臉識別與大數據分析，打造出“深目”系統，把技術變成真正可落地的產品，用于打拐和破案。上線兩年，“深目”協助破獲各類案件4000余起，找回多名失蹤兒童和走失老人。2017年，憑借“深目”，深圳警方曾創下15小時跨省找回被拐兒童的紀錄，云天勵飛一舉成名。

　　在距離云天勵飛不遠的南山區的一棟寫字樓里，聚集著100多家AI初創企業，這是“模力營”——粵港澳大灣區首個大模型AI生態社區。篩選標準不看營收、不設產值門檻，只看技術與潛力。入選的百余個團隊中，過半來自外地或海外，免費享受兩年辦公區，以及算力、數據、人才、融資等一條龍服務。和北京等地的AI企業聚焦大模型研發不同，這些團隊多聚焦AI硬件和出海賽道，開發智能玩具、智能眼鏡等產品，瞄準有支付意愿的海外市場。

　　南山區科技創新局局長張景平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政府也會招引大企業，但這類初創團隊是他們選擇的重點。成本低，能吸引更多的創新種子集聚，至于誰能快速跑出來，交給時間檢驗。“深圳的產業環境本身是比較好的，我們只要持續提供一個好的營商環境。相當于土地已經具備條件了，我們只需要適當地施肥澆水，就可以孕育出更多好的企業。”

　　這種不拘形式、快速試錯的生態，孕育了深圳獨有的“產品思維”——技術研發不是為了技術本身，而是始終面向市場和用戶需求推動創新。這種氣質不僅在云天勵飛身上可以看到，同樣體現在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企業中。騰訊創始人馬化騰曾指出：“我們事后回頭看很多創新點，并不是我們搞一個創新部門，只干創新……一定是在快速服務用戶的過程中，發現哪些點用戶抱怨了，或者覺得不爽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個創新的機會。”

　　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所長汪云興看來，這正是深圳40多年形成的創新路徑：與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不同，深圳沒有游離于經濟系統之外的科研體系，企業就是創新主角，由需求牽引、市場主導，孕育出華為、中興、華大基因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企業。

　　這一模式的結果是顯著的。深圳形成了著名的“6個90%”現象——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研發人員、研發資金、職務發明專利，以及重大科技項目成果，都出自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

　　2024年，深圳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突破2.5萬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擁有12家，密度居全國第一。深圳新增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296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29家，總數分別達到1025家和95家，增量均居全國第一、總數均居全國第二。

　　與“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的稱呼并列，不少人把深圳稱作“創都”。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市民平均年齡僅32.5歲，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加上完善的產業鏈和配套體系，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和創新者。陳寧在2014年回國時就感受到，深圳是一座“講游戲規則”的城市——政府主動了解企業需求，產業基礎扎實。他曾感慨：“深圳是最適合海歸創業的城市，沒有之一。”

　　上海交通大學深圳行業研究院教授陳憲與深圳地方政府交流時發現，在傳統科技創新排行榜中，深圳并不靠前。當時“產業創新”這個概念尚未流行，深圳提出自身的優勢在于產業科技創新。

　　深圳的創新模式與北京、上海明顯不同，該如何體現？在陳憲看來，產業創新并不是簡單的產業化或量產，高科技在從成果到產品的過程中，也需要材料、設備、工藝等環節的創新。2022年，他和團隊開始籌備《全球城市產業創新指數報告》，從全球篩選27座城市，按產業創新環境、投入、產出、績效四大維度設計指標體系，計算各城市的產業創新指數。結果讓陳憲和團隊意外：深圳排名第一，高于舊金山、北京、倫敦等城市。

　　激發民企的創新本能

　　每年，外地政府考察團絡繹不絕來到深圳，想要學習這座城市的創新經驗。但陳憲直言：“完全照搬不可能，簡單借鑒也很困難，只能從中汲取一些經驗。”他強調，深圳獨特的創新模式，與它所經歷的特殊歷史階段密不可分。

　　45年前，深圳還是一片“科技荒漠”，科技人員只有兩位：一名拖拉機維修工和一名獸醫。20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曾試圖扶持國有企業發展高科技，最終“有心栽花花不開”。真正推動深圳創新浪潮的，還是在市場競爭中天生具備快速決策與創新本能的民營企業。

　　一位參與深圳改革的官員也曾指出，移民文化的多元包容固然重要，但根本動力，還是來自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幾十年來，深圳堅持市場經濟取向改革，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民企與國企、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等關系上，大膽探索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創新。

　　轉折點出現在1987年。彼時，深圳頒發“18號文件”，鼓勵科技人員創辦民營科技企業，并明確產權。這份“準生證”，一年內催生了70多家民營科技企業，財富效應吸引全國人才涌入，掀起創辦民營科技企業的熱潮。

　　“致富至關重要，僅憑情懷，企業難以長久。人們需要將知識轉化為財富，再通過財富反哺知識，形成財富與知識的雙向互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科技與產業的互促雙強。”汪云興向《中國新聞周刊》說。

　　同年創立的華為便是縮影。任正非曾坦言：“如果沒有18號文件，我不會想創辦華為。”從代理香港電話交換機起步，到自研小型交換機并迅速拿下訂單，1992年，華為銷售額便突破1億元，由此堅定地走上了自主研發之路。

　　在陳憲看來，特區體制為深圳注入了市場經濟的基因，為深圳城市文化輸入了自由、開放的重要元素。

　　彼時，南山區高新技術產業園還是一片空曠的“爛泥塘”，借助國內剛剛興起的計算機熱潮，深圳的年輕人都扎堆在福田的華強北。1998年，馬化騰在此創建了騰訊。華強北每天人山人海，柜臺和商鋪串聯起了一條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做電子生意的人在這里走一趟，從元器件、加工制造到客戶市場全部都能搞定。

　　汪云興在研究深圳命脈產業時盤點，深圳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主導產業，從早期的布匹印染、服裝，到后來的手表、照相機、錄放機，再到打印機、電話機、程控交換機，再到移動電話、新能源汽車等，主導產品和主導產業不斷更替，推動著城市的產業升級。

　　時間來到2000年，深圳科技創新迎來第二個關鍵節點。成立20年的深圳經濟特區，面臨發展模式瓶頸：長期依賴的加工貿易難以為繼，電子工廠密集，同時帶來了能源緊張、土地稀缺、環境壓力與人口激增等難題。社會各界都在追問：深圳的下一個突破口在哪里？

　　深圳決定自主創新，建設自主創新城市。據報道，深圳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劉應力在講話中提出，要把“深圳制造”轉變為“深圳創造”。

　　陳憲認為，這一布局比全國多數城市領先十多年。直到2014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才在全國鋪開，深圳的先發優勢因此具有不可復制性。

　　更重要的是，多年來隨著華為、騰訊、大疆等大企業的集聚，深圳已經形成了以龍頭企業為核心的上下游產業鏈生態。以大疆的“天空之城”為例，附近聚集了大量方案開發商。一位大疆的工程師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有一家供應商距離公司僅五分鐘步行路程，面對面交流讓合作效率大幅提升。

　　在南山區的“模力營”，許多中小型企業表示，他們選擇深圳，一方面看重完善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和硬件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希望融入大企業的上下游資源。對許多中小企業來說，這不僅能降低落地應用成本，還能獲得政府背書和大企業資源。今年7月，南山區科創局便組織幾十家“模力營”企業走進騰訊，與技術和業務團隊面對面交流，探索合作機會。

　　在汪云興看來，這類產業集聚的精髓不僅在于合作便捷，更在于龍頭企業本身的技術實力和創新引領能力。以華為為例，供應商即便是生產微小零件如金屬扣板，也必須圍繞整體產品進行創新，以達到的技術標準。這種模式不僅推動了龍頭企業的發展，也提升了中小企業在產業鏈中的價值，形成一個有機互促的產業集群。

　　整個城市都是試驗場

　　與許多地方相比，深圳在科技創新服務上的一大特色，是政府將“服務”做到極致。政策、資金、平臺固然重要，但對科技企業而言，如果產品無法進入真實場景，再好的技術都是“無本之木”。據介紹，深圳市盡可能為科創企業開放應用場景，尤其在公共領域，應開盡開。

　　比亞迪就是最典型的受益者之一。深圳市科技創新局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從2003年起，在每一個關鍵節點，深圳市政府都給了企業最大的支持。比如深圳市政府支持比亞迪建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還建設了大量充電樁，并支持采購比亞迪電動車。如今，深圳公交、出租車、網約車電動化率達100%，公共交通電動化水平全國第一。如今穿梭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出租車，大多數都是比亞迪的電動車。相關數據顯示，深圳已經有1.6萬輛純電動公交車、2.2萬輛純電動出租車。

　　這種開放場景的傳統延續至今。今年1月，DeepSeek的熱度席卷全球，龍崗區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第一時間找到云天勵飛，探討在政務系統內部署大模型的可能性。過去，由于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要求，政府內網一直是大模型的“禁區”。云天勵飛多年深耕AI算法芯片，DeepSeek的小參數、強推理模型與其芯片算力高度契合，使大模型的邊緣私有化部署成為可能。春節前夕，雙方敲定合作，關鍵技術團隊連續奮戰10天，在2月8日凌晨，實現了本地化運行，當日便在政務網內上線。

　　大疆同樣受益于這一環境。大疆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近年來，羅湖區在交通巡檢、市容監管、應急處置、環境保護等領域積極推廣無人機應用。為排查易發事故路段的隱患，執法部門引入多臺“大疆機場”——相當于無人機的“智能座艙”，可預設任務并自動完成充電、起飛、執行、返航。執法人員只需在屏幕上一點，無人機就能從不足一平方米的機巢起飛，按照早高峰和平峰設定的航線任務展開巡查，AI系統會實時分析回傳畫面，自動識別違規行為并推送告警。作為深港第一門戶，羅湖口岸的巡檢效率，也因無人機而大幅提升。相比人工3小時步行巡查，無人機只需15分鐘即可完成高空態勢感知，既能實時智能檢測異常，用中長焦鏡頭精準取證，還能通過喊話器遠程勸導違停車輛，整體效率提升約91%。截至4月，羅湖區已部署15座無人機機場，實現全域覆蓋，10分鐘內可抵達全區任意上空，單日自動化巡查超過20次，效率較人工提升200%以上。

　　深圳市科技創新局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目前，深圳把整個城市都作為了新技術、新產品的試驗場，公共國有領域的場景應開放盡開放。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全市已經發布了近200個“城市+AI”的應用場景。

　　地方政府的嘗試，支持了企業的產品應用，也完成了一次市場教育。云天勵飛副總裁鄭文先注意到，在DeepSeek之后，因為小模型的出現，疊加政府對場景的開放，許多原本專注C端的硬件廠商開始主動擁抱AI，催生了智能眼鏡等AI原生硬件，并推動傳統硬件AI化，帶來了AI推理時代的新需求增長點。

　　更重要的是，企業的技術也在反向推動深圳的AI建設。云天勵飛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此前，公司與巴士集團合作打造的智慧公交系統，幫助其在數字化轉型領域拿下重要獎項；同時，云天勵飛還與華為、騰訊等企業緊密協作，推動深圳贏得巴塞羅那智慧城市大獎。

　　創新生態面臨再升級

　　陳憲多次前往深圳的龍頭科技企業調研，其中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對技術有著近乎癡迷的執著，在企業內部大力倡導工程師文化，自然而然地營造出濃厚的研發氛圍。有一次，陳憲參觀比亞迪研發總部，注意到墻上掛著十多個研究院的牌子，下一次到訪時，發現旁邊又多了一個“基礎科學研究院”的牌子。

　　“我當時很好奇：為什么要單獨設立基礎科學研究院？和他們交流后發現，當企業踏上自主創新之路時，研發自然會從試驗開發，逐步延伸到應用基礎研究，最終走向基礎研究，這是創新發展的底層邏輯。”陳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他看來，國家政策和資金支持固然重要，但只是“加分項”，真正的核心在于企業自身——企業只有在基礎研究上有所布局，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

　　汪云興在研究時注意到，2018年前后是深圳市科技創新政策升級的關鍵節點。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施加制裁，深圳作為中國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首當其沖。大型企業率先感受到，依賴“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路徑已難以為繼，必須開辟新路。深圳過去的優勢一直在成果轉化和產業創新，但追溯到技術源頭和基礎科學研究，底子仍然薄弱。

　　這一年，汪云興和團隊曾對深圳基礎研究投入走勢進行了模擬測算，并與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進行了比較。他總結出兩種創新模式：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基礎研究投入緩慢穩定上升；另一種是以以色列等國為代表的“趕超型”模式，在特定階段，依靠政府強力布局，實現投入的快速躍升。對比發現，深圳更接近“趕超型”模式。汪云興團隊測算，2018年到2025年，是深圳補齊基礎研究短板的關鍵期。

　　2023年，深圳的研發經費總量與投入強度已經超過了上海，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二位。為了提升基礎研究能力，深圳堅持將不少于30%的市級科技研發資金投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

　　深圳市相關政府部門加大了對基礎研究的規劃，包括布局鵬城云腦三期 、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實驗室、國家級創新中心等，并在近幾年產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例，在一塊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一批中國香港及國際優勢學科重點實驗室和頂級研究中心，成為大灣區“創新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去年，汪云興團隊曾為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完成關于未來產業發展的課題。“在研究中，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動態調整。”汪云興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深圳雖然是國內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但發展基礎離不開早期政府的規劃和央企國企的布局。在特殊時期，例如中美貿易戰期間，當基礎研究等關鍵領域需要支持時，政府必須及時補位。

　　并非所有企業都有能力進行科技源頭創新。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且風險較高，而且這些研究往往難以直接轉化為利潤。一個典型的數據是，2023年，深圳全社會的研發投入為2236.6億元，其中企業研發經費投入2085.78億元，華為在這一年的研發投入就高達1647億元，騰訊同年研發投入707億元——盡管這并不都投入在深圳，但頭部企業仍是絕對的主力軍。

　　多數中小型企業更傾向于專注在具體的技術應用和工藝改進，解決產品生產中的具體問題。但基礎研究和具有公共性的技術研究，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石。研究可能不會立即帶來經濟回報，但對整個社會和產業的長遠發展具有深遠意義，需要政府通過投資和政策支持。

　　不僅是大企業，中小企業在這一輪技術變革中，也更關注研發的重要性。南山區科創局局長張景平介紹，在人工智能創業浪潮中，“模力營”里的初創團隊中，博士比例超過一半，不少是來自清華、北大、哈工大等高校，或是有海外背景的科研人員，他們擁有核心技術或基礎研究成果，也會與高校、研究院開展產學研合作。對于軟件、集成電路乃至大模型創業公司來說，前端研發已然成了企業生存與長期發展的必需條件。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鐘若愚觀察到，在過去深圳的科技創新路徑中，專業化、社會化的服務體系起到了關鍵作用。以粵海街道的科技園為例，這里長期活躍著3000多家創投機構，能為中小科技企業提供從初創、孵化到成長各階段所需的融資、法務、行業、技術、知識產權、市場營銷等專業性綜合服務，促成極具活力的科技企業創新、成長的綜合生態。

　　但如今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市場，許多規則發生了變化。除了政府在基礎研究上的布局與支持外，深圳創新生態也面臨新的挑戰：高水平、國際化的專業服務資源不足，難以適應面向未來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需求，這一點對深圳科技創新體系的整體躍遷尤為關鍵。

　　以涉外法律服務為例，深圳僅有27名入選司法部全國千名涉外律師人才名單的律師，而北京、上海分別有170人和100余人，這與深圳“出口第一城”的地位顯然不匹配。雖然深圳各級商務部門已推出相關公共服務政策，但僅依靠政府提供支持仍遠遠不夠。

　　鐘若愚建議，要平衡短期產業需求與長期技術愿景、破解“巴斯德象限”中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融合困境，應高度關注并聚焦于持續培育更多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科技型服務機構，以科技型服務鏈的高水平發展打通科技創新、熊彼特創新到產業創新發展的邏輯鏈條，發揮科技服務和新型科研經濟促進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的催化和引領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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