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道，今年以來，多地師范類應屆畢業生在簽好“三方協議”后，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范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于預期，不需要那么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道，不少企業與已簽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里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件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簽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于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后，才會簽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范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霉”、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道，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于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并在簽好“三方協議”后，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范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后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霉”、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