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這輪行政區劃的調整主要是因為崇文區、宣武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合并之后可以利用原來的東城區、西城區來帶動發展。但有專家提出，這會不會導致東城區、西城區的商業化發展的模式向崇文區、宣武區復制的疑問。

　　近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北京市政府關于調整首都功能核心區行政區劃的請示，同意撤銷北京市東城區、崇文區，設立新的北京市東城區，以原東城區、崇文區的行政區域為東城區的行政區域；撤銷北京市西城區、宣武區，設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區，以原西城區、宣武區的行政區域為西城區的行政區域。

　　這次調整來得突然，細想之下卻是必然。

　　調整不只是因為嫌貧愛富

　　對于這次調整，很多人感到不能理解。主要原因在于，好好的城區在那兒放著，為什么要花大把的財力和物力進行調整呢？

　　其實這只是看到了問題表象，沒看到問題的實質。事實上，隨著城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原有的城區布局已經不適合現在的實際情況。中心四城是老城區，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北京的核心位置。但是，只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出，北京四城區的面積處于十分不協調的局面，四城區和新城區相比，實在太小了。這不僅僅是土地問題，也嚴重影響到建設、管理和分配問題。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環境研究所宋迎昌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番調整最大的好處在于調整了產業結構，避免產業趨同和盲目競爭。北京四城區同是傳統商業區，功能定位趨于一致，中心城區發展空間不足，共同面臨著產業升級的難題。

　　坊間一直流傳著“東城富、西城貴，崇文窮、宣武破”的說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作為南城的崇文和宣武開始發力追趕，但是，隨著多年的開發，面積僅16.46平方公里的崇文區和19.04平方公里的宣武區，已經接近開發極限，經濟發展難度加大。2009年，崇文區區級財政收入達20.6億元，宣武區為46.7億元，而同期的東城區財政收入達71億元，西城區更是達到152.17億元。

　　近年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行政區域劃分過細，首都功能核心區有限的空間資源難以得到有效利用，矛盾日益凸顯。特別是崇文、宣武兩區發展受空間因素制約更為明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長期滯后于核心區北部。為加快解決核心區南北區域發展不均衡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人民群眾呼聲很高，社會各界積極建言獻策，市委、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破解難題工作。當前，首都改革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推動首都實現新一輪發展，必須以新的更高的標準，對首都的發展資源進行統籌思考、優化配置、整合利用。

　　合并后新設立的東城區，轄區范圍為現東城區和崇文區轄區范圍，面積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6.5萬人。合并后新設立的西城區，轄區范圍為現西城區和宣武區轄區范圍，面積50.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6萬人。

　　通過調整區劃，可以推動核心區北部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資源向南延伸，整合核心區內要素、資源、服務優勢，形成核心區經濟社會發展合力；可以進一步加快南城發展、加大危舊房改造力度、提高古都風貌保護水平等，提高核心區的整體建設管理水平，長遠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所以，北京四城區合并，不只是“嫌貧愛富”，主要旨在推進核心區南北均衡發展。

　　“藥到病除”不可理想化

　　根據批復，行政區劃調整涉及的各類機構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設置，涉及的行政區域界線要按規定及時勘定，所需人員編制和經費由北京市自行解決。要嚴格執行中央關于厲行節約的規定和國家土地管理法規政策，加大區域資源整合力度，優化總體布局，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

　　規劃和設想都很理想，但在過程中的實施未免會有這樣或是那樣的問題。

　　北京這輪行政區劃的調整主要是因為崇文區、宣武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合并之后可以利用原來的東城區、西城區來帶動發展。但有專家提出，這會不會導致東城區、西城區的商業化發展的模式向崇文區、宣武區復制的疑問。眾所周知，東城、西城區資金和商業項目充足，金融街、寫字樓遍地。如果崇文區、宣武區也這樣發展，古城的四合院、老胡同也許將會有很大的變動。行政區的調整也許會變成房地產商的開發沖動，這不能不說在區域調整過程中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亞洲之外的很多國家，由于不需要通過發展土地拉動經濟發展，所以不太注重區域的大小，而是更強調分權治理。

　　中國的鄰國日本，現在的47個都道府縣行政區域體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形成框架，至今沒有大的改變。一些日本學者和專家、甚至管理部門的人員也曾提出過各種行政區合并或調整的意見與方案設想，但由于大的區域范圍調整或改變的成本很高，也會由此引發許多不便，因而幾乎沒有動過。事實上，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區域行政管理問題也不容樂觀，經過其后數十年的不斷改革調整，并結合其當時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采取了許多有利于都市間、區域間交流和要素暢通的措施，使得各個行政區之間的交流逐漸趨向便利和一體化。日本的新干線是全球評價和運營效率較高的高速鐵路系統。其最初的東京至大阪新干線，盡管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臨近開幕之前才正式建成通車，但是，建設這條新干線的規劃設想早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就已經形成，在其后的100余年時間里，該項工程的空間部署及其建設所需土地都一直得以保留，并未因發展階段轉換及其行政管理等的調整而變化，給人印象深刻。

　　不論是前車之鑒還是別家的經驗之談，都告訴我們不可把“藥到病除”理想化。

　　治標又治本才能贏得百姓心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這些年發展速度很快，單從環路來看，從二環到五環甚至六環，幾年的時間，如此迅速的發展必然帶來資源合理調配和發展思路的轉換。

　　從全國的角度來看，當前在交通更加便利，物質更加豐富，尤其是人口流動更加頻繁的前提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現有的社會資源，在對自然和社會資源最小的消耗下獲得更快的發展，讓行政管理的效能進一步提高，讓老百姓更幸福地感受到社會發展的進步，這應該才是北京行政區劃調整的方向。(見習記者 朱曉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