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節節攀升，高溫維權卻常常遇冷。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半個世紀前頒布的防暑降溫條例至今依然暫行，無法轉正，工人中暑面臨維權難。

　　戰高溫的農民工揮汗如雨，病倒的農民工則是揮淚如雨。報道稱，盡管中暑被勞動保障部門列為法定職業病，也被工會列入工傷范圍，看起來像是雙重保障，但實際上中暑職工享受到這個雙保險卻并不容易。對于中暑的工傷認定，要經過十分復雜的程序。

　　雖然防暑降溫條例不能撐腰，但是有《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在，不能說“防暑權”是法律空白，更何況還有《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的“雙保險”。看來戰高溫的工人并不缺少法律的這個“遮陽傘”，根子還要到法之不行、有法難依上去找。

　　記得武漢市實施“8元高溫津貼”制度后多年，來投訴者居然為零。到2009年，某建筑工地38.2℃下作業無津貼，終于逼出首位投訴者。結果等到武漢市勞動監察大隊找到這位農民工時，他主動撤訴讓監管部門“空歡喜一場”。為何？因為怕丟了飯碗。別以為這些工人膽小，余姚某農民工也曾率領100多民工討要高溫費，結果等來的卻是一紙辭退通告。記者采訪老板，老板回答：我的企業我就是法律。

　　和農民工一樣，法律也成了弱勢群體。據央視報道稱，如果去維權，比較悲觀的情形是，有接近15個程序，一般情況下需要花費4至5年。可見，高溫維權者面臨著“張海超式”的困境，農民工職業病維權往往遭遇重重門檻，最終或忍氣吞聲，或開胸驗肺，企業主占有天時地利和制度強勢，當然百般抵賴，豈會主動配合？

　　可是法律講究“程序正義”，一個細節也馬虎不得，15個程序未嘗不科學，但是面對“遮陽傘”客觀上變成“保護傘”的狀況，這些程序就真的不能再少些，簡單一些，有效一些？婆婆越多，反而越沒有人出來做主，央視報道稱，社保部門、衛生部門和安監部門三方共管卻成了“三方難管”。

　　出現這種情況，不排除個別地方和有關部門為了GDP，為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高溫監管學貓頭鷹，你不管我也不管，不惜犧牲工人的健康。解藥何在？正如法律專家所說，加強違規企業監管，對相關部門不作為加大處罰力度，是唯一能解決維權困局的方法，“別無他途”。胡錦濤同志強調要讓人人享有“體面勞動”。預防在先，維權在后，只有法律和執法者保證民工的體面勞動，維權難才能真正降降溫。付瑞生 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