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城市大國的新時代，我們再一次面臨“趕考”的挑戰：如何在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中管理好城市？

　　文/韓保江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和越來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中國正在從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向城市居民占大多數的國家轉變。這是一個巨變，它宣告傳統以控制鄉村、限制農民流動為特征的“城鄉分治”模式將退出歷史舞臺，昭示以鼓勵農村人口流動、放開城市限制為特征的“城鄉一體化”治理模式將隆重登場。這個巨變，既會給城市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發展動力和經濟繁榮，也會給城市穩定和社會秩序帶來巨大壓力。因此，如何適應這一巨變，如何在城鄉一體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管理好城市，如何突破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各種管理瓶頸等問題，亟待回答。

　　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是用進京“趕考”來形容我們黨從領導農村革命和奪取政權到執掌政權與開展城市建設這一時代轉換的。如今，進入新的城市大國的時代，我們將再一次面臨“趕考”的挑戰。這次“趕考”的主要題目就是如何在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中管理好城市。這需要認真研究現代城市發展規律，虛心借鑒發達國家管理城市的經驗，深入檢討我國城市管理中的不足甚至缺陷。

　　客觀地講，我國在過去幾十年的城市管理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正因如此，城市化進程不僅快速推進，而且城市內部的經濟和社會實現了發展和穩定。但也必須看到，我國的城市管理尚有諸多不足。具體表現在：一是剛性有余，柔性不足。現有城市管理方式多是沿襲計劃經濟體制和戰爭年代的管理觀念，過于強調整齊劃一。然而，城市應是豐富多彩的，城市人的生活應是更有個性的，特別是“市民社會”追求“自由和自治”，由此要求城市管理要更富有柔性，要更有人情味，而絕非簡單的“命令與服從”、“違規與懲罰”，甚至“圍追堵截”。

　　二是重人治，輕法治。當前我國的城市管理過程中仍偏重領導重視和領導批示，以會議落實會議的現象普遍存在，重部署，輕落實，進而使許多法律法規流于形式。甚至由于長官意志而更改法律的現象也仍然存在。由于忽視法律法規嚴肅性及其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城市中的許多違規主體或是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來應付管理，或采取賄賂手段來逃避法律制裁。

　　三是重政府，輕中介。城市管理主體是政府，但面對紛繁復雜的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什么都要政府事必躬親，是不可能的。許多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發揮“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由于非政府組織的“民間性”、“中立性”，可幫助政府解決民間政府不能解決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而這一點在我國城市管理過程中常常被忽視。

　　四是重運動，輕制度。在我國城市管理過程中，無論是針對城市衛生、食品安全、假冒偽劣、黃賭毒、還是社會治安，都喜歡搞“戰役式”的運動。不僅有五花八門的“大檢查”、“嚴打月(年)”，而且有形形色色的專項治理“領導小組”。這種治理城市的方式不僅容易勞民傷財，引起民怨，而且其效果也不甚理想。許多丑惡現象經常在轟轟烈烈的“戰役”之后“死灰復燃”。

　　五是政出多門，缺乏協調。在我國，專司城市管理的部門可謂不少，不僅有城管部門，而且有工商、衛生防疫、質量監督、食品安全、安全生產、公共安全等眾多部門。城市管理水平不高，主要是因為部門之間職能交叉、缺乏協調。每個部門都容易從自身利益出發來制定政策，實施管理。有利的事大家爭著管，無利的事易相互推諉，逃脫責任。由于這種“群龍治水”的管理方式效率很低，有的甚至越管問題越多，加上執法和管理過程中還存在著某些腐敗或執法不公的現象，久而久之，管理部門的公信力每況愈下。

　　針對不足和問題，我們應在研究中國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嘗試用“法治”來管理和治理城市。為此，首先要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精簡和整合城市管理機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全新的城市管理應是剛柔并濟、管理與服務并重、把管理寓于服務之中，并以此來緩解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對立情緒”。有效的管理是政令統一的管理，為此需要整合諸多的城市管理部門職能，合理分工，努力形成城市管理合力，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其次，要加快完善我國城市管理的制度和法規，提高管理執法水平，最大限度減少管理執法過程的隨意性。“公生明，廉生威”，城市管理只有有法可依、執法必嚴，才能有利于城市居民形成“遵紀守法”的良好預期，進而提高政府執法部門的公信力。

　　再有，要充分發展和利用中介組織，學會用社會力量管理社會。在城市管理過程中既要不遺余力地打擊非法或黑社會組織，也要重視發展合法的非政府中介組織，充分發揮非政府中介組織在城市管理中的積極作用。

　　同時，要大力提高城市管理人員的素質和能力，克服城市管理人員的“本領恐慌”。正所謂“事在人為”，再好的制度、法規和政策都得通過城市管理人員來落實。因此，加強城市管理人員的培訓，增強城市管理人員的素質，是落實好各項制度、法規、政策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