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為止,我國的養老金制度體系上講的是“制度覆蓋人員”。但是,城市人和農村人、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待遇差特別大

　　在這場關注老齡化的浪潮中,爭議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錢”的問題。

　　“到2030年,我國將成為全球老齡大國,這期間的20年里面我們要籌集多少錢來養老,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經濟學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光遠博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社會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在于“我們養老的錢來自哪里,這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多問題,包括農村的新農保一個老人每個月12元,這個是遠遠不夠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教授告訴記者,當前我國養老金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碎片化。

　　“到目前為止,我國在養老金制度體系上講的是‘制度覆蓋人員’。但是,城市人和農村人,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說缺少一個統一的制度。按理說,全國范圍內的養老金制度是應該整合起來的。”楊燕綏說。

　　而由“碎片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待遇差”。

　　“養老金制度本身是強調公平的,但是現狀是待遇差特別大。”楊燕綏說,“例如農民每個月可以領到55元,而事實上,我在廣東調研的時候發現當地的很多農民一年都不去領,一個原因是嫌少,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農民們并不靠這每個月的55元過活。而城市職工不一樣,他們的1200元是按時要領。也就是說他們是依賴這個來生活的。這樣,農民的55元移植到事業單位是4000元左右,公務員則是5000元左右。對于這樣大的一個差距,容易引起社會的不和諧。”　

　　從55元到5000元這樣一個待遇差,背后還有相應的“貢獻”問題。楊燕綏認為,對于企業的職工來講,他們是要交付自己工資的8%出來,而企業要交20%,加起來28%的費用,才能取得一個1300元的養老金水平,而相應的,事業單位人員和公務員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就能取得三四千元這樣的水平,這樣的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出現了:制度性結構缺陷。

　　在楊燕綏看來,“待遇差”的出現,最關鍵在于,缺少一個好的制度結構。“一個好的結構才能帶來公平和低負擔,所以說中國的養老金制度亟待結構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