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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處分暫行規定》由中紀委、監察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信訪局頒布實施。這是我國首次就信訪工作責任追究作出詳細規定，體現了決策者對當前時局把握與處理的智慧。

　　《規定》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引人注目：對因決策違反法律法規和政策，嚴重損害群眾利益，引發信訪突出問題或群體性事件的；違反規定使用警力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濫用警械、強制措施，或者違反規定攜帶、使用武器的，給予記過、記大過、降級或者撤職乃至開除等處分。

　　這讓人想起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處理甕安事件時說的話：“事件背后深層次原因是……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一些干部作風粗暴，甚至隨意動用警力，導致干群關系、警民關系緊張。”“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強制措施。決不能動不動就把公安政法機關推到第一線。”

　　從貴州甕安等群體性沖突事件看，肇因大同小異：一些基層組織不作為，甚至亂作為，在城市改造、房屋拆遷、土地征用、國企改制、礦產開發、勞資糾紛、農資購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一遇到問題，就讓警察打前陣，把群眾推向地方政府的對立面，導致干群關系疏遠。孟連事件發生后，對于為什么當地一些群眾有事不找政府，而去找社會上的閑散人員的問題，云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坦陳：“我們的縣鄉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的感情到了如此地步，實在是傷心難過啊！”(7月24日《中國青年報》)

　　為平息孟連事件，云南省公安廳廳長只身與群眾對話，令人印象深刻。其實，慎用警力，依法規范警察權力，這既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對民眾的保護，也是對公安機關與政府公信力的保護。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民事糾紛時，動輒動用警方強制力，極有可能激化矛盾，把原本簡單的民事糾紛，轉化為民眾與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的矛盾，這與在法治的軌道上平息社會紛爭的追求背道而馳。

　　嚴格規范警力使用，對濫用警力者施以行政處分非常重要，但如何區分違規使用警力，需要在警察權的具體行使過程中，詳細界定與限制權力。世界上很多國家將警察分為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我國現階段將二者合為一體。而將警察治安管理的行政權和刑事偵查的司法權，分割到兩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則有利于警察權回歸本位，從而更忠實履行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公民權利的職責。

　　其次，我國憲法第13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而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的情形是三者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約，應該在制度安排上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事實上，某些基層官員一味迷信警力，試圖“速戰速決”解決民事糾紛，只能是壓制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不僅不能很好地保護公民，而且容易積累民怨，導致對警察和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基層政府和公安機關惟有公正行使權力，慎用警力，才能真正獲得百姓的信賴和社會的安定。否則，再多的警力也不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