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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日報：記者博客不該成最后的訴求通道

　　揚子晚報：還有多少事要“驚動總理”

　　10月6日，國務院組成山西婁煩尖山鐵礦“8•1”特別重大排土場垮塌事故調查組，調查組組長、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王德學表態，這起事故并非當初認定的自然災害，而是重大責任事故。安全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7日稱，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瞞報作為重要調查內容。

　　這起事故最初僅被報道為“造成11人死亡的山體滑坡事故”。安全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昨天對本報表示，此事件之所以從“自然災害”變為“重大責任事故”源自一名記者發表在博客上的《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一封信》，此信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

　　昨天，記者電話采訪了《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他談了采訪這起事故的前前后后。

　　采訪受限住在工地

　　新京報：你是怎么關注到這個事件的？

　　孫春龍：8月1日，山西省婁煩縣發生山體滑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我第二天就關注到這個新聞，因為我以前做過很多山西的報道，比如山西假記者泛濫，得到過李長春、劉云山的批示，山西的官煤勾結等。

　　新京報：當初你就覺得有瞞報？

　　孫春龍：在最初的報道中，死亡的數字為9人，這個逼近于10人這個死亡人數節點的數字，已經引起了我的懷疑，我又上了百度婁煩吧去看，上面果然很多人指責這個數字的水分，還有人自稱是遇難者的親屬。于是我又通過當地的朋友去了解，知道有可能瞞報。隨后，我就去了婁煩縣。

　　新京報：采訪順利嗎？

　　孫春龍：我知道當地會可能提防記者，所以在沒有到婁煩的時候，我就下了車，過檢查站的時候，果然有警察在查車，當然也有可能是奧運安保的需要，但他們看到長得像記者的人，就會問是不是記者。到了婁煩也沒有住賓館，而是住在建筑工地里，住了兩天。如果住在賓館，也會有人來查，問是不是記者。我在采訪遇難者家屬時，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會有當地政府人士打電話詢問他們在哪里。我和幾位家屬在大街上有過短暫的露面，隨后，一位家屬就接到電話，被問及身邊的小伙子是干什么的。一位來自北京的記者身份暴露后，當地政府派專車將其送到太原。

　　新京報：這種情況之下，你是怎么了解到41個人的死亡名單的？

　　孫春龍：我去了之后，就是通過家屬來聯系，通過一個家屬，了解到另一個家屬，接觸到了幾十個家屬，我讓數十名家屬把遇難親人的名單寫出來，有的當地政府已經和他們簽了賠償協議，很早，8月4日就簽了。為了核實沒有協議的名單，我的同事王曉還一個個打電話到所在的村委會去問，最終確認了這份名單是準確無誤的。

　　新京報：通過你的調查，你了解當地是通過怎樣的手段瞞報人數的？簽了賠償協議就不止11人吧？這說明政府早就知道比11人要多。

　　孫春龍：當時并沒有挖出來，還只能說是失蹤，所以在法律上，我們并不能明確說他就是瞞報，而且他們也是說還在搜救階段。我們只是把這個事實寫出來：我們了解的情況，是40多人遇難，而當地對外報道的，一直是11人。

　　三次舉報沒有效果

　　新京報：在這封《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的一封信》中，你用了“我不是來打醬油的”，“我也不會做俯臥撐”等網絡語言，有沒有擔心表達效果？

　　孫春龍：我沒有想到這封信會被高層關注，所以當時并沒有考慮這些詞的表達效果。只覺得當時心情很悲怒，這些詞表達了我當時的情緒。

　　新京報：這封信并沒有想到會被高層關注？

　　孫春龍：當然沒想到。那天是在中秋節，心里很難受，稿子出來之后也沒有結果。在現場的時候，家屬對我們充滿期待，他們真的沒有辦法，只有通過記者這條路了。同時也不理解，為什么這么多記者來，沒有一個報道出來。是不是拿了錢了？

　　新京報：在寫博客之前，你們有沒有通過正常途徑舉報？

　　孫春龍：8月17日，我們分別撥通了山西省及太原市安監局的舉報電話。山西省安監局表示接到過不少有關此次事故的舉報電話，針對提出的估計有100多人死亡的舉報，接線人員明確表示不可能，他認為是道聽途說。太原市安監局表示市里的調查組已經介入調查，具體情況并不是很清楚。而婁煩縣安監局的舉報電話一直無法接通。

　　新京報：之后你就想到了把稿件與舉報信發到博客上？

　　孫春龍：我有把稿子放到博客上的習慣，就把舉報信也放到博客上了。再不做，這個事情就沒有機會了。我心里一想到現場就難受啊，他們的親人就埋在土堆下，他們在旁邊燒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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