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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深圳維權的湖南100多名風鉆工代表和“開胸驗肺”的河南人張海超一樣遭遇了職業病的鑒定之艱、維權之痛。幸運的是，經過數月的艱難求助，深圳市領導承諾：只要塵肺病患者能夠提供有關部分證據，勞動部門“特事特辦”，都予以確認勞動關系。

　　為什么要“特事特辦”？因為按照我國《職業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職業病的診斷、治療，要由當地承擔職業病診斷的醫療機構進行鑒定，而申請職業病鑒定的時候，必須同時出具用人單位提供的工作證明和必要的詳細資料。而這100多名風鉆工大多數無法提供勞動關系證明，更不用說“出具用人單位提供的工作證明和必要的詳細資料”。

　　筆者注意到，張海超在維權過程中也曾遇到過“特事特辦”：他曾經工作過3年的鄭州振東耐磨材料廠，拒絕為他出具工作證明，而沒有這些材料，相關專業鑒定機構也就不能夠接受他的鑒定請求。為了一份合格的證明材料，張海超多次上訪，用了整整兩年，才在新密市委書記特批下，得以不出具工作證明，到職防所進行鑒定。

　　“特事特辦”雖是張海超們的幸運，但絕非職業病人這一群體的幸事。當身患職業病人遭遇鑒定之難的故事反復發生，我們應當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尊重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制度不完善的現實，借鑒國外的相關立法，修改有關法律法規。

　　試想，面對勞動賠償，企業主愿意提供“損己”的工作證明嗎？

　　據《參考消息》8月6日報道，美國沒有政府設立的職業病鑒定機構，在法律上對職業病的診斷可以由任何普通執業醫生、甚至家庭醫生進行。而在德國，職業病由保險單位鑒定賠償，原則上按照工傷賠償。

　　如果修改法律的難度比較大，過程也比較長，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出臺一條司法解釋：凡職業病患者能提供部分物證、證言的，應確認勞動關系存在。

　　也許，“開胸驗肺”將作為一個成語收錄進《成語詞典》。果真如此的話，筆者希望成語典故中能有這樣一句話：“開胸驗肺”事件直接推動了我國《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吳湘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