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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曾任安徽阜陽潁州區副區長的曹潁章在兩起強拆事件中，犯有“濫用職權罪”，造成兩家財產損失，并導致一名市民服毒自殺成為植物人，獲刑11年。這起事件被認為是暴力拆遷事件官員被問罪的“開先河”之舉。(6月1日《新京報》)

　　近年來，安徽阜陽是國內的“負面新聞”集中爆發地，這給當地帶來一種祛除“污名化”的行政壓力，重塑阜陽形象已成重要課題。曹潁章一案并不是法律主動自覺地進行調查，而是由更高層級的權力考慮到輿論壓力，自上而下開啟驅動了相關法律機器運轉。如果當時身為副區長的曹潁章在進行暴力拆遷之前，得到了更高層級權力授意與許可，或者就是以當地最高政府的名義進行，那么他很可能會受到保護而非追責。

　　對比此前，有媒體報道過“近3年拆遷自焚案中無地方官被問責”這個消息。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職官員鐘昌林聲稱，他對唐福珍的死根本不存在歉意，強調“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劇”。在暴力拆遷面前，有太多執法者將“合法性”輕易就拋諸腦后，屈身為權力驅使。這預示著，在權力干預司法獨立的環境之下，很多時候法律已經處于嚴重淪陷的狀態，根本不能擔當起傳送正義的責任。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現在看似因暴力拆遷獲刑的曹潁章，無法成為一個法律標本。從本質上講，如果對暴力拆遷行為的問責，不能真正交給法治與民主，而是由權力來進行自說自話，公眾權利在與強勢權力的博弈中，就始終不可能走出那種被掣肘的尷尬。 單士兵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