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出臺戶籍新政規定，農民工及其隨遷人員通過積分制可以遷入城鎮戶籍。作為我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廣東終于邁出了戶籍改革的“一小步”。

　　今年以來，從高層表態，到國家層面的政策導向，再到地方對戶籍細則的修訂，集體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的戶籍改革開始提速，拆除戶籍藩籬的時機或已開始成熟。

　　我國改革開放已逾3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向前推進，與之不對稱的是，戶籍制度改革卻一直步履艱難。筆者認為，目前的戶籍制度不但顯得落伍，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經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盡管此前戶籍制度也進行了一些改良，如允許高學歷者落戶、投資落戶等，但這種僅限于精英階層的戶籍調整，沒有惠及以農民工為主的廣大普通民眾，充其量也只能算修修補補。

　　毋庸置疑，現有的戶籍制度下，最大的受害者是整個龐大的流動人口，尤其以其中較為弱勢的農民工階層為甚。據統計，我國有超過2億的農民工，加上大學生、城市中小工商業者等群體，當前全國的流動人口總量逼近3億。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數量規模還在增大。

　　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由于戶籍藩籬的存在，這些流動的“外地人”，在子女就學、社保、醫療這些民生領域遭遇一系列制度性障礙，無法真正享受到當地的福利和保障。僅以子女就學為例，筆者所在的泉州市，目前已有超過25萬名的農民工子弟在讀，每逢升學考試期，這些“流動的花朵”不得不選擇“千里奔襲”到四川、江西等戶籍地參加考試，形成一道集體返鄉“趕考”的奇觀，一度對當地的交通運輸造成壓力。由于各地教材不同，考試內容千差萬別，這些孩子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幼小心靈，從小就遭遇戶籍藩籬帶來的“外地人”的歧視性觀念的沖擊，必然對其健康成長造成不利影響。

　　筆者以為，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應是權利與義務對等的社會。然而，長期以來，這些打工者在為打工地貢獻著青春和稅收的同時，卻無法取得作為納稅人本應享有的權利。這種由戶籍帶來的不對等，顯然有失公平，長期下去，容易造成群體對立，激發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向縱深推進，必須破除戶籍弊端，均衡利益分配，才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效率提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端午節看望北京新生代農民工時就表示，要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新問題，各地要從實際出發，為農民工融入城市創造條件。在筆者看來，不拆除戶籍藩籬，融入就是空談。但愿針對底層群體的戶籍新政能盡早出臺。(何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