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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7月20日電 明年是《美日安保條約》五十周年紀念。現在當日本面對一段時期的國內政治不穩和外部周邊環境變換，會不會改變不尋求核威懾力的長期決策？美日同盟是否已走到了盡頭？新加坡《聯合早報》20日刊出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的文章對此作了分析。

　　文章摘編如下：

　　明年是《美日安保條約》五十周年紀念，半個世紀以來條約一直是東亞穩定的核心原因。但現在，當日本面對了一段時期的國內政治不穩定，朝鮮的核試驗和導彈發射又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憂慮時，日本會不會改變不尋求核威懾力的長期決策？美日同盟是否已走到了盡頭？

　　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美國人視日本為經濟威脅。美日兩國都有人認為安保條約是應該摒棄的冷戰遺物。

　　克林頓政府1995年的《東亞戰略報告》扭轉了這種趨勢。1996年的克林頓-橋本龍太郎聲明指，美日安全同盟是穩定的基石，讓后冷戰時期的東亞得以欣欣向榮。這種姿態一直繼續在美國被兩大政黨接受，民意調查顯示這種觀點也依舊被日本人廣泛接受。多數密切觀察美日關系的分析家同意，今天的美日同盟比15年處于更好的狀況。

　　盡管如此，在一個新的外部環境中，同盟面對三大挑戰。其一是朝鮮。日本官方贊同實現無核世界的目標，但卻依賴美國的延伸核威懾，并希望避免其自認為的來自朝鮮的“核脅迫”。

　　但認為延伸威懾決定于核武器數量是一種誤解。其實，它取決于能力與信用的結合。美國在冷戰期間能夠保護柏林，是因為北約聯盟和美軍的進駐使我們的承諾看來真實可信。如果蘇聯發動攻勢，美國士兵的生命將面對危險。

　　實際上，美國為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懾的最佳保障，依然是駐日本的近5萬名美軍(這支部隊的存在也有賴于東道國日本的慷慨支持)。發展地區彈道導彈防御等聯合項目也提高了同盟的可信度。

　　表明美國高度重視美日同盟的行動，以及不像日本人擔心的那樣在對亞洲關系中“忽略日本”的保證也同樣重要。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上任后首訪亞洲，而訪問亞洲時又將日本定為首站如此重要。這也是為什么談論美國同中國的G2峰會而不是多邊合作，是錯誤的。

　　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是日本面對的第二個挑戰。20世紀90年代重新談判美日安全同盟時，日本領導人有時私下問筆者，美國是否會因為中國而舍棄日本？

　　筆者當時回答說發生這種轉變的可能性極小(現在筆者的回答還是一樣)。

　　與此同時，中國的和平與和諧(用中國領導人的話來說)崛起符合美、日、中三方的利益。把中國當成敵人只會招來敵意。這也解釋了融合策略再加上對不確定性的防范，為什么適用于美日兩國。實際上，美國、日本和中國有充分的理由在三邊及其他區域合作中互相配合。

　　第三，美日同盟將不得不面對傳染病、恐怖主義等威脅雙方根本利益的新一系列跨國挑戰。

　　幸運的是，這個領域是日本的強項。盡管有些日本人由于日本接受了使用武力的限制而抱怨同盟的不平等性質，但在這些新領域中，日本是更強有力的伙伴。日本的海外發展援助遍及從非洲到阿富汗的各個角落，對全球保健計劃的支持、對聯合國的支持、派海軍參與打擊海盜行動、以及在能源效率方面的研發工作，使其處在應對新跨國挑戰的前端。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為全球利益相互合作從而使美、日和世界其他國家從中受惠的潛力巨大。這正是筆者對美日同盟的未來保持樂觀態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