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東南沿海不少僑鄉，偷渡出國闖世界是一些人的“傳統”。不過，真正衣錦榮歸的卻屈指可數，福建人柳和風算是其中之一。雖然如今在比利時已經有了安穩的生活，但想起自己這18年在海外的艱辛，柳和風只是一聲嘆息，對記者說了句：“幸運！”

　　選擇出國：那是家鄉的“傳統”

　　“在我的家鄉，家家戶戶都有人在國外，有錢的沒錢的都想出國。沒錢的，想出國掙；有錢的，想為下一代移民。”柳和風告訴記者，他的家鄉在福建一個著名的僑鄉，其父母都是教師，家境不錯。“只是自己當年讀書不用功，初中畢業后覺得在國內發展潛力不大，吵著要去國外闖闖，父母一狠心就把我交給了蛇頭。”當時，柳和風才17歲。

　　那是1992年，與柳和風一起出去的還有七八個親戚，一共20多個人。因為有大人帶著，柳和風并不害怕。剛開始時，他只知道要去的是西班牙。“后來他們說比利時比較好，又轉道去了比利時。其實，當時我連歐洲在哪里、怎么去，統統不知道。像做夢一樣，迷迷瞪瞪出了國門。”

　　偷渡比利時：11小時航程走了3個月

　　9831公里，是從中國飛往比利時的直線距離，飛行時間11個小時。而柳和風和他的福建老鄉，卻是坐車從福州出發，途經北京——沈陽——滿洲里——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最終到達比利時布魯賽爾，“時間超過3個月。”他說。

　　“從沈陽到俄羅斯，6天6夜全在車里。蛇頭很少跟我們講話。我不知道要坐那么久的車，一路上都沒什么吃的，直到了滿洲里，才有機會下車買了點東西吃。到了俄羅斯之后，蛇頭方面好像出了點問題，一時走不了，于是我們就在俄羅斯暫住了2個多月。之后再到捷克邊境，在雪地里步行到德國邊境，躲在教堂后面的草叢里，直到等來接應的人，把我們塞進一輛悶罐車。2天2夜，我們在零下十多度的鐵皮車里，又餓又冷，吃喝拉撒全在一個角落里。什么叫度日如年？每一秒鐘，都有10年那么漫長。不過，比起當年在英國多佛悶罐車里死去的58名福建老鄉，我們能活著，算是很幸運的了。”

　　時隔18年，柳先生說起這段經歷，仍像一切都發生在昨天一般，身上竟然起了顫栗：“我本來以為這下好了，終于到了天堂。誰知道，這只是一切的苦難剛剛開始。”

　　無奈打黑工：怕老板半夜不敢上廁所

　　到了比利時之后，同去的20多名老鄉經人介紹，各自找到了東家做工，柳和風也找了一家中餐館安頓下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看準了黑工怕生事的特點，對他們百般刁難。

　　“老板娘不喜歡聲音大，我們的臥室在閣樓上，晚上睡覺時，我不敢上廁所，怕驚動她。最后想了個辦法，我把枕頭扔在地上，把腳踩在枕頭上，走一步，挪一下。你可以想象當時我們懼怕她的程度。”柳和風嘆了口氣說，在這種情況下，他忍氣吞聲地過了5年。

　　之后，柳和風換了家餐館，工資漲了，搬出小閣樓，住進了“黑工宿舍”。“黑工宿舍只有20多平方米，住了20個華人黑工。擠是擠點，但心情好了許多。”然而，眼看著自己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的時候，柳和風卻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摔斷脊椎骨：同胞幫忙解決巨額藥費

　　“由于沒有身份，很怕警察來查。有一次，有警察上門查別人的地址，我以為是來查黑工的，急急忙忙想從墻上翻出去，卻不料一失足摔在地上，動不了了。到了醫院一查，才知道摔斷了脊椎骨，手術費高達幾萬歐元！”柳和風當時就傻眼了。

　　幸好同胞伸出了援手，借給柳和風一個身份(當地的ID)，用這個身份可在醫院治病報銷，最后他自己只花了幾千歐元。

　　“在布魯塞爾的醫院，一位叫史林的華人醫生，四川人，天天來看望我，給我帶吃的，我一輩子都記得。但是后來去找她，已經找不到了。”說起恩人們，柳和風一臉激動，“還有京華人教會，我在醫院做物理治療，都是靠他們天天接送照顧。”

　　回國探親：比起同鄉，我很幸運

　　“7年打黑工，從17歲到24歲，我最好的青春年華就這樣暗無天日地度過了。那時，我每天都在做著同一個夢——回家。冰冷的悶罐車，刻薄的老板，擁擠的黑工宿舍，在我心里，都算不得什么，如果能回家，把這些統統重新來過，我也愿意。”柳和風的這個噩夢，終于在1999年醒了過來。他等來了大赦，拿到了一年居留，終于能夠回家了。

　　拿到大赦那一天，柳和風買了回國的機票。回家娶了媳婦，生了女兒，一家人回到比利時魯文并盤下一家外賣店，每個月有5000歐元左右的純利潤，還買下了一幢3層樓的房子。“比起很多偷渡的同鄉，我算是幸運的。”(嚴姍雋 張璐 嚴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