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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篇語

　　三個月前，許昌青年馬向前千里迢迢趕赴深圳，成為當地最大的電子企業富士康的一名見習員工。3個月后，就在這家工廠，19歲的他不明不白地離開人世(本報此前曾連續報道此事)。馬向前事件在當地的河南農民工圈子里迅速傳播，除了同情惋惜，這些農民工不免重新審視自己的打工之路。

　　珠三角企業日益嚴酷的工作環境、不斷提高的工作強度、難以保障的個人權益，在十年來漲幅不大的工資面前，落差顯得如此之大。

　　2009年，廣東省的人均GDP為40748元，而2008年調整后廣東省最低工資分為5類，最高標準為860元，最低標準只有530元。在珠三角，勞動密集型企業云集，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技術提高慢，農民工靠出賣勞動力賺取辛苦錢，基本工資無法滿足溫飽，農民工只好拼命加班，每日工作12個小時以上的情況比比皆是，以深圳為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900~1500元，其中加班費占了很大比例。

　　而在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內陸地區，普工月工資已達千元左右，大量農民工選擇工資待遇更為優越的浙滬等地，或就近擇業，相比之下，傳統用工大戶珠三角的薪水競爭力盡失。

　　2009年歲末，美國《時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國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之后。《時代周刊》說，中國工人引領著世界經濟走向復蘇之路。顯然，這是一股潛伏的力量，這股力量也開始覺醒。近年來，農民工群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80后、90后農民工大膽地提出了不同于父輩的職業訴求：生活品質、自由度、發展機會。面對珠三角落后的用工模式，這些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攤開地圖，尋找下一個落腳地。

　　本篇從幾個農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真實生存狀態出發，試圖走進農民工在粵打工的歷史縱深，展現河南農民工當前的真實生存狀態、訴求和群體抉擇。

　　在深圳打工十年存的錢，在深圳買不了10平方米的房子

　　人物標本：李想，南陽市新野縣歪子鎮人

　　打工之路：1999年逃學來深圳打工，至今，已經11個年頭了

　　1999年夏，16歲的初中生李想，借同學的錢買了一支鳥槍，亂打村民的窗玻璃。村民找他父親告狀，他嚇得到同學家避難。恰好，同學的姐姐從深圳打工回來，走時要帶上自己的弟弟，他也動心了，跟著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由于沒有身份證明，李想找工作非常難。最后，一家小公司收留了他和他的同學，但前3個月不發工資，每天只發5元錢的生活費，兩個人每天只能吃饅頭咸菜。

　　不久，公司快倒閉發不下來工資了，兩個人又回到了老家。春節后，李想又想去深圳。父親到公安機關給他辦理了身份證，李想獨自一人去了深圳。

　　這次，李想被香港的一家電子廠錄用，月薪300元，加上加班費，每個月可以掙到600多元。2003年，經濟不景氣，他被裁員。回家休息半年后，又回到深圳，在一家儀器廠找到了工作。“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漲到了500元，加班費是每小時5元，一天加班4個小時。扣除生活費、買香煙及日常用品，每個月存不了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