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肝救子母親以自己的創舉、媒體的廣泛報道以及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在逐步接近夢想——挽救兒子的生命,從當初不折不扣的人倫悲劇轉化為兒子平安、一家團圓的喜劇。不過,恰恰是報道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引發了筆者注意——同濟醫院決定,免除這對母子所有的醫療費用(預計近100萬元)。如果同濟醫院按照以往的盈虧平衡(暫且不談盈利)原則,收取這百萬醫療費用,那么陳玉蓉歷經7個月的暴走鍛煉、希望割肝救子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為泡影。如果“求醫者自負”的慣常規則依舊有效,即使陳玉蓉再次尋求通過輿論報道獲得社會各界援助,對于百萬醫療費是否杯水車薪?
因此,目前這個圓滿解決充滿了太多的偶然性。陳玉蓉偶然地想出了以暴走鍛煉“減肥”,來換取健康肝臟救兒子命的創意。媒體偶然通過報料或者別的途徑獲悉這一信息,進行了大篇幅報道并引來人心所向。同濟醫院“偶然”地做出這一大度決定,讓壓在陳玉蓉母子身上的百萬醫療費大山得以清除,才最終換來了手術的啟動。太多的偶然性疊加在一起,讓人無法指向更廣義的必然。
更令筆者好奇的是,百萬醫療費的結構組成究竟是什么?畢竟我們曾經聽聞了太多的“天價醫療”,甚至有兒科手術收取婦科專用費用的“奇聞”,從而形成了不少民眾對醫療費用容易摻水根深蒂固的疑慮與擔憂。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公益屬性日漸消退,商業化和市場化趨勢愈演愈烈,導致了醫院財政壓力下的自我利益補償!耙运庰B醫”,以“藥”的超額利潤來貼補“醫”的虧損,幾乎成為醫院理性下的普遍選擇。對百萬醫療費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實是還原民眾于信息不對稱下無奈的價格博弈。包括筆者在內的民眾希望通過對百萬醫療費的成本清單陳列、組成分析,保證這一巨額費用的知情權——雖然它不曾真正產生。
其實,就算醫院給出百萬醫療費的清單與解釋,限于專業知識,我們也幾乎不可能分辨其中的真偽,而這恰恰是當下各種醫療矛盾中患者權利困境的集中體現,恐怕也是對醫療行業公共責任和基本職業倫理的最大挑戰。公眾不可能掌握專業的醫療知識,卻基于對“以藥養醫”現狀的認知,而有著近乎本能的反感與懷疑。醫療行業從業者是正確知識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設計弊端和個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由利益誘導其做出逆向選擇。可以說,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原則之下,亂收費、非法行醫、紅包等諸多行業弊癥,正讓一個有著濃重人道主義色彩、本應受到公眾高度信賴和尊敬的職業領域聲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萬醫療費的義舉,都會遭遇費用“注水”的質疑。
甚至百萬醫療費為真,都會引發我們進一步的追問——一個肝臟移植手術都需花費百萬,現有醫療價格制定體系是否合理?民眾在缺乏醫保后盾的情況下,如何承載這一重壓?哪怕享有醫療保障,是否又足以解決患者的經濟負荷?這些問題,需要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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