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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一毛錢能買到什么？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內一家醫院給孩子看病時，僅花了一毛錢，孩子的病就痊愈了。這個一毛錢處方被病人家屬譽為“世界上最便宜的處方”。該院宣傳科的劉科長稱，一毛錢處方是個例，徐莉醫生不是對每個病人都開一毛錢的處方，收一毛錢是因為這位家長來他們醫院之前已經在另一家看過病。徐莉目前是醫院的兒科主任，許多患者指名要她看病。(《揚子晚報》6月9日報道)

　　被高價醫療折磨已久的社會，始終試著尋覓那些傳遞希望的意象。當一毛錢處方讓我們久久興奮，卻也注定是一場心酸的驚喜。較之動輒百千的藥費，“一毛錢”顯然太過突兀。“最便宜處方”，恰如安徒生童話中那個男孩，無意道出了藥市赤裸裸的暴利。原來，廉價至此也可以治病；原來，患者當了那么久被宰的羔羊。我們的不幸，我們早已感知。面對那張“異類”處方，唯存一絲苦笑和深沉無奈。

　　“一毛錢處方”無關醫術，更非所謂“藝高人膽大”之產物。所謂醫者，從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作”。基于自身特殊性，醫生往往被寄予更多道德期待。固有文化語境中，國人無比懷念那種“德術雙馨”的“仁醫”——救死扶傷之外，極具人性光輝的行醫群體。而事實上，西醫東漸之后，醫生專業性不斷強化，與之相隨的是道德光環褪去。直至衛生事業泛市場化，醫生終徹底淪為“利本位下”的“職業人”。如今藥價虛高，很大程度可以歸因為行醫者逐利沖動之盛。

　　職業化、道德中立的現代醫生并無原罪，只是國內醫療體系，始終未能建立一套完善的自我約束機制。一方面，醫院自負盈虧，多以“用藥”考核雇員；另一方面，行業監管缺位。醫藥公司自外滲透，通過“提成反饋”，利誘醫生開藥求多求貴。面對內外夾擊，自然鮮有人“不識時務”。乖乖就范尚可分一杯羹，“固執己見”就唯坐等淘汰了。問題之癥結在于，既有體制不僅沒有促進傳統醫德回歸的激勵機制，且起著逆向誘導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枉論“仁醫”，縱使恪守職業精神的“合格醫生”也是鳳毛麟角。

　　時至今日，“一毛錢處方”橫空出世，公眾瞬間莫名興奮。但，孤例永遠只是“茶杯里的風暴”，唯有普遍鋪開才可惠及大眾。那么，此等“神奇”是否具有普適性？答案想必難言樂觀。“最便宜處方”所以能誕生，乃是個人私德與醫院機制的共同善果。首先，徐醫生是個好同志，好到“許多患者指名要她看病”；再者，據說該醫院很有覺悟——“對醫生考核更注重工作量、服務質量等方面，對用藥不作考核”。換作別處，未必有如此仁愛的醫生和如此自覺的醫院。

　　圍觀之后，還是從前的一切。藥價依舊居高、醫院依舊駭人。不時曝出的“仁醫”與“低價藥”，只具備讓人驚羨與幻想的價值。不徹底完成醫改，“一毛錢處方”永遠是烏托邦式的反諷寓言。在未來，若想低價醫療不是夢，唯有兩條可選路徑：要么徹底放開市場，以競爭之活力完成優勝劣汰；要么強化政府責任，讓醫療回歸“公共服務”本色。(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