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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大夫經常說，現在一只腳踩著法院門檻、一只腳踩著醫院門檻，心里總想著踩著法院門檻的腳。”

　　“這樣的后果是，不守規矩的人、‘鬧’的人倒可能得益，而守規矩的人卻可能吃虧。”

　　“實踐中常聽到有患方這樣說：法官，如果當時醫生能像今天這樣的態度，把問題給我們解釋清楚了，我們不會打到您這來，我們是不太懂醫學，但我們通情達理。”

　　從湖北的“右腿骨折，左腿動刀”事件到南京一家醫院醫生因玩網游導致女嬰死亡的“徐寶寶”事件，近來，醫患關系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說起如何減少醫患矛盾，家住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南里社區的王作亮老先生認為，應該加強醫院的管理。

　　王老先生講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前段時間我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看病，掛了一個100元的專家號。我第二次去復診，還是掛100元的專家號，結果卻發現上次給我看病的那個專家到只要幾塊錢普通號的診室去看病了。一問才知道，他們那的醫生不能總一個人掙專家號的錢，得輪流掙。”王老先生說，“這種做法就是以經濟手段管理醫院，難免產生醫患矛盾。 ”

　　在醫患矛盾中，并不僅是患者一方在“抱怨。

　　12月4日，醫院代表、市民代表及法律界人士齊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參與研討如何緩解醫患矛盾，醫院方的人士也“大倒苦水”。

　　北京市第六醫院工會主席顧兵女士認為，現在不少醫生的處境很不容易。“我們的大夫經常說，現在一只腳踩著法院門檻、一只腳踩著醫院門檻，心里總想著踩著法院門檻的腳。”顧兵說。

　　醫患糾紛矛盾激烈

　　事實上，醫患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遠非觀點不同。

　　來自北京法院的資料顯示，北京的醫患糾紛正在逐年增多。

　　2006年，北京市法院受理的一審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862件，2007年受理997件，2008年受理1020件。

　　該院主審醫患糾紛案件的民二庭負責人肖大明分析認為，這類糾紛雖然總量并不是很大，但保持了一定數量，短期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另外，此類案件高度依賴醫療專業鑒定，案件審理周期長。有關資料顯示，北京市法院醫療損害賠償案件，36%的案件進行了一次鑒定，33%的案件進行了二次以上鑒定。由于醫療鑒定需要一定時間，而且法官往往難以控制，所以案件審理時間相對比較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案件所反映的醫患矛盾較為激烈。“從結案方式看，醫患糾紛案件的調解比例低于一般民事案件的調解比例。判決結案的，也有一部分案結事不了。”肖大明說。

　　據介紹，目前法院在審理醫患糾紛時，普遍存在著裁判結果不確定、訴訟中鑒定難、訴訟成本偏高等問題。

　　該院民二庭法官白松認為，現在的醫患訴訟有很多是因為醫院和病人相互之間不信任所致，非正常醫患關系的后果便是非理性訴訟。白松說：“現在醫患訴訟的成本普遍偏高，特別是舉證環節中的鑒定費用，對當事人任何一方都是昂貴的支出。”

　　應統一規定讓“醫鬧”不能獲益

　　當前，最讓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頭疼的醫患糾紛莫過于“醫鬧”了。

　　國家衛生部門的統計顯示，全國80%以上的醫療機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過“醫鬧”。在醫療糾紛發生后，有70%以上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事件；60%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死后家屬在醫院內擺花圈、拉橫幅、設靈堂等情況。

　　協和醫院醫務處長劉宇坦言，希望能早點堵住“醫鬧”現象。他說：“發生醫患糾紛我們都希望患者能依法到法院起訴，而不是‘醫鬧’。”

　　今年初，河南新野一名22歲的病人不幸在醫院離世，家人以醫院有過錯為由，將其尸體停放在醫院大廳，多人聚集在醫院燃放鞭炮、辱罵趕攆就醫人員……9月，這一“醫鬧”事件中有3人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據其中一人供述，至少有8個死者親友在一起商量，想把這事鬧大，“事情鬧大了好解決”。

　　“事情鬧大了好解決”正是某些“醫鬧”者的心理預期。

　　“目前的醫患矛盾尤其是‘醫鬧’為什么這么多，我認為很大的一個原因是醫療出現問題后，應當怎么解決、最后會有怎樣的結果，法律規定是不統一的。”劉宇說，“加之法律之外各種因素的影響造成處理結果不可預測。這樣的后果是，不守規矩的人、‘鬧’的人倒可能得益，而守規矩的人卻可能吃虧。”

　　北京市第六醫院的顧兵女士是北京市一家基層法院的陪審員，有著十幾年的陪審經驗。 “在當陪審員審理醫患糾紛案件的過程中，我發現目前存在法律適用二元化、賠償適用標準二元化以及醫療鑒定二元化的情況。”顧兵舉例說，“不少患者在發生醫患糾紛后重復申請鑒定，在做完醫療鑒定后再做司法鑒定。”但是，目前醫療鑒定與司法鑒定的標準并不完全相同，醫方往往更愿意接受醫療鑒定結論，而法院往往是采信司法鑒定結論。

　　劉宇建議有關部門統一解決醫患糾紛的規定，讓醫患雙方都準確預見發生事故后應該采取的處理方法以及處理結果。“應該讓走合法程序的人能獲得更好的結果，而走‘醫鬧’路子的人不能獲益。”

　　溝通不暢成為醫患糾紛誘因

　　長期在北京市二中院從事醫患糾紛審判工作的法官白松認為，醫患溝通不夠，是醫患關系不和諧的重要因素。

　　有統計表明，在已經發生的醫療糾紛中，由于醫患溝通不夠導致的糾紛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二。

　　“實踐中常聽到有患方這樣說：法官，如果當時醫生能像今天這樣的態度，把問題給我們解釋清楚了，我們不會打到您這來，我們是不太懂醫學，但我們通情達理。”白松說，“這句話側面反映出醫護人員在工作中確實存在沒有認真溝通的情況。”

　　白松通過審理案件發現，在有些醫療機構，醫療活動只強調依靠儀器設備，忽視醫生與患者的交流。 她說：“這種以機代人的趨向，確實容易淡化醫患間的思想交流，使醫生過分倚重技術設備，而忽視了患者社會、心理因素對疾病的影響。”

　　對此，白松建議醫院應就如何尊重、理解、關懷病人，與病人溝通等方面采取措施，換位思考，通過人性化服務不斷提高群眾對醫院的滿意度。

　　另外，白松認為醫院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權。“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我發現許多患者的一個共同訴求就是醫院告知不清，侵犯了病人的知情權。醫院也應當具備這一意識，避免今后發生類似因告知不清而引發的糾紛。”

　　北京律協醫療委員會主任劉凝律師也建議醫護人員認真履行告知義務，讓患者了解更多的信息。“醫療糾紛的特殊之處在于醫院掌握全部的信息，而患者掌握的信息則很少。如果醫生向患者提供兩種選擇，那么根據醫生口氣的不同可能患者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劉律師認為，不管告知患者是否能聽懂，醫院一方都應該盡到告知義務。“該履行的義務要履行，從專業角度上設定這個規范，那就說明規范具有合理性，既然醫院方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就應嚴格履行告知義務。”

　　與會人士普遍認為，醫患矛盾的解決，最終還是要依靠社會各方的努力，即使通過訴訟途徑，法院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張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