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多次對中美關系現狀的表態，令太平洋兩岸的學者精神振奮。他說，“美中關系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但是，就在9·11之后，中美兩國在政治上的互動越來越多，而兩國的貿易環境卻令人感到一絲遺憾。中美貿易摩擦的增多，應了這樣一句話，中美之間有分歧是正常的，沒有分歧是不正常的。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在2003年來華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時曾說過，有關中美貿易關系的辯論正在美國展開，這意味著過去兩年平靜的美中整體關系正在接近一個敏感階段，而這個階段將會持續到美國周期性經濟復蘇之后，持續到今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后。與20世紀90年代的辯論相比，當前的這些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關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但是，其重要性不應低估。短期內，這種辯論可能波及到政治領域；長期來看，它將涉及到處在中美關系中心位置的經濟問題。
其實，不管是巴爾舍夫斯基的報告，還是從國際經濟的現況來看，都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當今的國際貿易體系還是由美國主導的。中美貿易中，中方對美國的依賴要大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中國要避免成為美國經濟萎靡的替罪羊。
這讓國人難以接受，但事實的確擺在我們面前。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美國高舉制裁大棒，不僅指向中國，還指向了歐洲和日本。中美之間的爭端不過是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聚焦點。
理論上，美國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貿易優于保護貿易。但是，一方面，他們要為謀求美國利益長袖善舞，而美國利益是由各個不同的集團，主要是經濟集團構成的。在美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的時代里，那些商業集團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是相互沖突的。另一方面，政治家們要贏得競選的勝利，必須屈從于某些特殊經濟集團，這符合美國貿易政策制定中的選票政治，而它的特點決定了美國貿易保護政策往往是逢場作戲，具有一定的搖擺性。
在布什執政的3年內，美國流失了至少26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夢魘一直困擾著美國人。美國政客需要替罪羊來化解國內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中國是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以及美國重要的海外投資地，這使其成為再“合適不過”的美國政治犧牲品。
一般來講，對于中美貿易爭端增多的解讀，國人多把原因歸于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處于特殊時期——經濟低迷，大選在即。不可否認，這是兩國摩擦增多的一個重要背景和誘因。但是，人們往往忽視另一個重要的背景，在中國經濟日益崛起的時候，中國已經不知不覺進入了“國際經濟摩擦時代”。
一位經濟學家這樣評價中國當前的貿易摩擦：一只螞蟻爬進瓷器店，無聲無息；一只壯牛闖進瓷器店，怎會沒有響聲。
美國對華頻頻采取調查和制裁的做法，令很多中國學者非常反感，認為美國的做法有兩種心態：第一，美國利用各種借口來打擊中國經濟；第二，美國國內政治的原因，大選之前，是布什政府轉嫁危機的方式。筆者認為，這兩種考慮都缺乏戰略考慮。應該站在正常的國家利益和大國興起的角度考慮，我們就不難得出答案。一個大國的崛起，往往導致國際格局、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中國的崛起必然會面對各種阻撓和挑戰，對于中國來講，國際經濟摩擦時代已經來臨了。
一位美國智囊曾告訴克林頓: 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俄羅斯成立和蘇聯解體，而是中國的崛起。這一論斷可謂是高瞻遠矚、石破天驚。有“日元先生”之稱的日本慶應義書塾大學教授神原英資曾講過，現在全球經濟中心從西方轉到東方，并不是讓人非常吃驚的。從歷史上來看，世界經濟的中心在19世紀以前就在亞洲。有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19世紀末期的經濟數據時發現，在19世紀初，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甚至達到了20%，印度是第二位，是14%。因此，中國和印度加起來，接近世界GDP的34%。僅僅是在過去的150年間，西方逐漸取代了東方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現在歷史正在逐漸地回歸，重新轉到東方，盡管這個過程非常緩慢。如果中國能夠迅速趕上來，這對世界上其他對手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
如何評估中國經濟實力，有不同的說法。2002年，中國的GDP總量為1.25萬億美元，不足全球份額的4%，按當年匯率計算只是美國GDP總量的1/8，日本的1/4，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額中中國的貢獻率卻達到了17.5%，僅次于美國。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1980年～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以購買力平均價衡量)增長的貢獻率年均為14%，僅次于美國的20.7%。如果照著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經濟總量將在近年內超越法國，20年后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
按照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未來20年內，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將會日益嚴重。而這種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會逐漸成為兩國關系的常態。
(稿件來源：新華網轉載《時事報告》 作者：石洪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