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是一個權利的時代。每一個階層和群體都在申張自己的權利，試圖在當前和未來的社會中，爭得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
但是，每一群人爭取自己利益的目標和能力是不同的。對于相對弱勢的群體來說，他們渴望的是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平等的權利分享，不致讓弱者更弱；而對于另一群人來說，他們要求的是與其日益增長的財富和地位相當的政治和社會權力，以使強者更強。
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任何正當的訴求和主張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規則，才能避免使這場權利之爭成為零和游戲，才能使各個階層實現共贏共榮，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從珠三角到長三角，由年初持續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增多的罷工：農民工，一個新興的階層，正以自己的方式與城市和資方博弈
入時的裝束，滿臉的青春，照片上的女工和城里姑娘沒什么兩樣。“她們還總要教我怎么打扮呢”，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已經被學者定義為一個新階層的農民工，期待的不僅是外表上的“進城”，他們最為渴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樣的權利，按照學者的描述，他們尋求的是國民待遇。
這個群體，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數據，已有9900萬人之眾。
在2004年，他們留給城里人的印象，不再僅僅是流落街頭尋找工作的身影，扛著行李四處張望的眼神，給社會治安帶來的隱憂。從珠三角到長三角，由年初持續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來漸似增多的罷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與城市和資方博弈，一次次重申自己的權利。
用腳投票
20年來城市人對于民工潮的記憶如此之深刻，以至2004年年初傳出“缺工”消息時，并沒有引起關注。直到下半年，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報告才確認：“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普通勞動力特別是年輕女工相對短缺。”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估計缺工達10%，僅珠三角即有近200萬人的缺口。
這份報告還承認：工資待遇長期徘徊、勞工權益缺乏保障、企業用工迅速擴張、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變革等多種原因造成局部地區民工短缺。
到年中時，民工荒已影響到很多工廠的開工。珠三角不少企業不敢接訂單，有的企業開始考慮遷廠到內地。各地政府也行動起來，聯合企業去外地招工。
同樣在珠三角，此起彼伏的農民工罷工，也被劉開明博士觀察到。僅媒體公開報道的，今年深圳兩三千人以上的罷工事件，即不下三宗。
用腳投票，只是權益一種缺乏制度化渠道來申張時的無奈選擇。應該看到的是，在其中已隱現了擁有近億成員的農民工階層的集體行動力。
新階層的崛起
劉開明做記者的時候，曾采訪過深圳致麗玩具廠的大火。84名女工當場燒死,但當時很少有媒體報道，那是1993年11月19日。8年后的2001年11月，深圳寶洋公司56名女工的搜身名譽案卻引發一陣大討論，企業的韓國老板出面道歉。
和沉默的上一代不同，2004年的農民工已經在使用手機傳遞信息，更加懂得如何保護自身權益。劉開明說，新一代出外打工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留在當地的，如今還有不少中專生和大專生。
他們向城市要求的，不僅是一個飯碗，而是與其對社會貢獻相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國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員指出，這個階層表現出與社會其他階層不同的特點。從職業角度講，他們是工人，從身份上講，他們是農民。在利益訴求方面，他們訴求工資待遇的提高、工作環境的改變，訴求基本的尊嚴、基本的社會保障，訴求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歸結到一點就是尋求國民待遇。
他們的訴求，他們的主張
應該說，這些很低的要求遠沒有得到起碼的尊重，雖然在總理的過問下，工資可以比以前更及時地拿到；在民工荒的壓力下，浙江、廣東、山東等地都開始調高最低工資標準。但基本的權利格局尚沒有改變：由于過去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一直表現為絕對的無限供給，形成了絕對的“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但是，農民工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開始獲得一定的討價還價能力。
這些基于切身利益的反復爭取，對中國的影響不可低估。在過去的20年間，“農民工”的出現和壯大，已經推動了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進行，比如他們的進城，不僅加速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走勢，也對最終打破鐵板一塊的戶籍制度給予了最有力的一擊。而現在，在政府的推動下，工資集體談判的萌芽，工會和其他自治組織的發展，已使一些地方的農民工開始獲得工資談判權。他們爭取權益的任何努力，均可望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和政治格局產生影響。
2004年第一次出現“民工荒”是繼1984年第一批農民工出現、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之后的重大轉折。“農民工”已從一個惶恐進城的龐大“外來工”群體，成為一個植根于城市的新興階層。
他們不希望永遠徘徊在城市的邊緣，而希望融入社會的主河道。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劉英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