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的挑戰
中國和印度都有各自的優勢，卻面對共同的社會、經濟、政治挑戰。中國必須重組國有企業，整頓疲弱的金融業，并確保經濟的增長速度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失業人口。印度的基礎設施薄弱、經營環境中仍存有高度的行政與條例管制障礙，而且財政赤字龐大，州政府層次尤其如此，這些都可能拖慢投資和職業創造。
未來50年，中國和東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臺灣)將會處在科技階梯的上端，東南亞國家則主要處在增值階梯的中下階，還得隨時面對更多有效率的競爭者的強有力挑戰。另一方面，印度某些地區同樣會攀上科技階梯上端，不過如果印度掉以輕心，它可能會像蘇聯時代的俄羅斯腹地一樣，把許多廣大的窮鄉僻壤拋在后頭。要避免這個后患，印度必須發展跨地區的高速公路基礎建設網絡、興建更快捷廣泛的鐵路系統和機場、擴大電信網絡、開放窮鄉僻壤。
中國為何跑在前頭
中國的民族相對單元化，90%人口是漢族，有共同的文化，使用同一語言，盡管發音不同，沿用的卻是同一套文字系統。幾千年歷史發展凝聚而成的共同命運，使中國人更能團結為一個民族，能隨時隨地橫跨地域局限，發動資源完成任何使命。
自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28年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只翻上三倍，還積蓄了一股改革勢頭，徹底改變了人民的生活，使它的市場改革政策如此叫人難以抗拒。
印度的十億人口則分屬不同族群，有著各自的語言、文化和傳統。印度國內承認18種主要語言、844種方言、六大主要宗教。過去兩個世紀，英國統治者把莫臥兒王朝(Mongul Empire)的部分領土，同說興都話的北部地區和說淡米爾語、泰盧固語及其他語言的南部族群結合為一體，全統一在一個國家政體之下。印度今后還必須持續努力，煞費心思，才能繼續把各個使用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團結起來。
印度直至1990年才逐步開放，一路上跌跌撞撞。盡管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推行政策時，要比印度來得快捷有效，但是印度固有的民主與法治體制，卻使它具備了更勝于中國的長遠優勢。中國而今快速發展成一個普遍城市化的社會，它的政治體制非得也隨之演進蛻變不可，以容納更大的一群中產階級人口。他們受過更高的教育、知識更豐富、更能同中國以外的世界聯系溝通，對生活素質和環境的整潔有更高的期望，也要求政府透明清廉，希望政府能聽到自己的聲音。
中國和印度將啟動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相信可在幾年內落實。我知道溫家寶總理即將到印度訪問，緊接著是胡錦濤主席。中印密切的經濟聯系，對世界將影響深遠，亞細安和新加坡肯定能從中受惠。不少印度人在華爾街、美國的跨國企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機構及大學里身居高位，這么一個國際網絡將給予印度額外的競爭優勢。也有越來越多中國人在這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網絡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國人對英文和英國文化始終欠缺同樣水平的掌握和認知。
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要成功，全人口必須受教育。中國通過全國性教育政策，使人力資本獲得充分發展。1999年，中國小孩有多達98%完成五年小學教育，印度小孩只有53%。印度教育尚未普及化，地域之間教育水平的差異也比中國尖銳得多。在某些州，例如喀拉拉州，小學就學率是90%，其他地方卻低于30%。在2001年，印度全人口中的文盲比率高達42%，相對于中國的14%。
印度在獨立建國初期，造就了不少一流大學。迄今，除了像印度理工學院和印度管理學院等少數幾所頂尖大學仍然出類拔萃，許多大學都無法維持原有的高水平。在政治壓力下，印度的大學招生活動難以擺脫“種姓制度”或者靠議員關系打通門路的陰影。中國大學則早已從文革的創傷中恢復過來，收生標準如今純粹以入學考試成績為依據。
中國的基礎硬體設施也遠比印度來得強。中國的高速公路網絡長達三萬公里，是印度的九倍；每1000人口中的流動和固線電話使用率，也比印度高出五倍。印度要迎頭趕上，非得孤注一擲，投下大筆資金建造道路、機場、碼頭、電信和電力網絡。印度現任政府在最新的預算案中對這點予以認可，接下來必須盡快付諸實行。
中國的官僚在建立治國體制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一直循序漸進地引進和采納最好的經驗。他們研究并仿效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例子。中國沿海城市正急起直追，但是廣大的內陸鄉村仍遠遠落后，突顯了貧富和就業機會兩極懸殊的問題。中央政府深切意識到這些危機，把最有干勁、最有成就的市長和省長都調到貧困省區，設法縮短這道鴻溝。
面對這些排山倒海的問題，中國的反應往往是主動性高且多層多面。例如為了解決能源供不應求的困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開始轉而開發印尼的油田和氣田，甚至進軍委內瑞拉、安哥拉和蘇丹。
印度也剛在不久前同緬甸簽署協議，利用輸氣管道途經孟加拉輸入天然氣。印度政府也計劃整合國有石油公司的力量，像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一樣，采取更大的主動。亞細安-中國自由貿易協定，又是中國先行一步的具體實例。中國搶在日本前頭，先向亞細安國家開放它的農業產品。雖然印度也正同亞細安磋商制定“緊密經濟關系協定”，不過中國早已捷足先登了。
值得兩國警惕的問題
2005年3月29日的《金融時報》有這么一段報道：缺乏一個強勁的資本市場，對未來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走向，將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大可憑低成本的制造業爭取眼前的競爭優勢，但是長遠來看，北京的決策者其實希望國家經濟重心能朝高增值、有能力制造更多高薪職業的高科技領域轉移。中國需要一個充滿活力的私人企業界，由一群沖勁十足的企業家主導，創建更多創意十足的企業機構。但是，少了一個健全的增股籌資渠道，中國很難發展一個強健的私人企業界。
在這方面，許多人總會認為印度早已走在前頭，理由是印度的絕大多數大公司都來自私人企業界，通過股本和債券市場集資增長。
中國卻急需一個強勁的證券市場來抵銷養老金所可能引發的危機。中國25年前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的一大副產品，就是在十幾年后，退出勞動隊伍的人口遠遠超過加入勞動隊伍的人口。”
因為獨生子女政策而造成人口急速老化，正是中國當下最大的劣勢。一個國家在未致富前就先老化，世界當前還找不到另一個先例。對比中國人口平均年齡33歲，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齡只有26歲，而且還在不斷快速增長，人口效益顯然更高。但是，印度還得先把人民教育好，否則契機反而將成為負擔。
中國和印度將相互競爭，也同發達世界競爭。中印的治國體制和制定政策的方法，將是決定中印表現的主要因素。
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社會、文化全面復興，未來的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實自古以來，東南亞區域在經濟、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深受中國和印度兩大古老文明的深遠影響。也因此才會有“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這個名稱。這象征了印度和中國文化的綜合延伸。
不過說到底，決定一個國家發展與進步的是領導人的創意以及肯向其他地方汲取經驗的胸襟。他們也要能透過有效的公共服務來迅速和果敢地實施好的主意，并且能有效地說服廣大民眾接受痛苦但卻值得進行的改革。到底是中國還是印度會證明它的模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我們在本世紀中就會知道答案。
(此文為李光耀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開幕式上的講話，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林琬緋、吳新慧譯，內容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