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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表明了一種態度，設立了一種機制，一方面通過援助機制為中非合作構筑更長遠的基礎，另一方面從技術上、細節上開始消解所謂“新殖民主義”論調的負面影響
11月6日，隨著42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6位政府代表相繼離開北京，全球矚目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完成了它的全部議程。
峰會期間，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宣布，中國國內首條中非航線將于12月30日開通，屆時，上海將直通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一如這條直航航線，中非關系以這次峰會為標志，也走上了飛速發展的軌道。
對非“大禮”先解燃眉之急
“我們鄭重宣示，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伙伴關系”。5日下午的峰會閉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共同宣讀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言》。
“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三大基礎中，除了政治上平等互信得以繼續保持，經濟上合作共贏和文化上交流借鑒是近些年來中非關系出現的新特點”。前中貝(貝寧)紡織品商會常務秘書、“非洲通”陶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非之間已經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關的新時代”。
除了對非投資的商人、研究問題的學者、把握政策的外交官員，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通過這次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才了解到，中國已經成為涉非貿易中最大的買家和賣家。中國需要非洲多達8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人均GDP不過1000美元的非洲也需要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
但是，一些長期以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中非之間的“直航”。
“這次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宣布的8項援非措施，將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攬子解決了”。中國社科院西亞與非洲研究所副所長楊麗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歷史上，非洲幾次錯過發展機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資金鏈的斷裂。因此，胡錦濤主席宣布：免除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05年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同時，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到2009年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
其次則是市場準入。胡錦濤主席宣布，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把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受惠商品由190個稅目擴大到440多個。
“對于一些最不發達的非洲國家來說，能夠有競爭力的出口產品種類非常之少，如果再碰上關稅壁壘，原有的些許優勢也已化為烏有”，楊麗華說，“中國一方面部分實行零關稅，一方面擴大受惠商品的種類，針對的就是這些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第三是對農業、教育等基礎性領域給予扶持。中國政府宣布，今后3年內為非洲培養15000名各類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10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范中心；為非洲援助30所醫院，并提供3億元人民幣無償援款，幫助非洲防治瘧疾；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為非洲援助100所農村學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學生提供的中非政府獎學金名額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這些基礎性的援助，實際上是一種水漲船高的辦法”，陶勇說，“非洲因此而發展進步，不僅對中國有利，對所有與之合作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利”。
此外，中國政府還宣布，為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基金總額逐步達到50億美元。
在殷罡(中國社科院西亞和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和陶勇看來，這是中國政府積極促進非洲發展的標志。當然，準備對非投資的中國企業首先要符合一定的資質條件，才能從政府手中獲得援助。
“相對于非洲56個國家和地區，50億美元并不算多”，陶勇說，“關鍵在于中國政府表明了一種態度，設立了一種機制，加強對非洲投資企業的管理。這就從技術上、細節上開始消解所謂‘新殖民主義’論調的負面影響”。
據本刊了解，今年6月溫家寶總理出訪非洲七國返回北京后，專門指示有關部門加強對非洲當地市場的研究，尤其要做好赴非投資中國企業的篩選和管理工作。這是因為，1984年中國結束“傳統方式”的對非援助之后，中國對非投資企業曾聯合向政府進言，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起了決策層的重視。這一政策的出臺，政府既加大了對赴非投資企業的支持，也加強了引導與管理，使對非投資企業的融資渠道更為通暢。此前，不少中國企業主建言，中國政府在對非投資企業的金融扶持方面應該參照印度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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