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12月4日報道，近日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人民法院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訴訟”。之所以稱之為特殊，是因為作為原告的13歲小女孩在起訴理由上不得不“避重就輕”，放著實在的“因醫院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損害賠償訴訟不提，將“輸血感染丙肝”作為了訴訟請求。原因是(據稱)當地有規定，“艾滋病案件省內法院不立案”。
涉艾案件不立案并非僅此一例。2006年11月，《健康時報》曾報道過江蘇省銅山縣一起同類案件，當時記者曾就“不立案”問題從基層法院一直追問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新聞辦有關人員表示，最高法院沒有這類規定，艾滋病只是一個病種，涉及到它的案件，遵照國家現有的法律法規執行即可，“沒有特殊的規定”。
這一年來似乎未見最高院有關于“不立案”問題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當地規定”有如此大的效力？它的制定主體與規定本身是否經得起合法性考量？為什么司法機關會置法律規定于不顧，去謹小慎微地遵循一個“影子規定”而不立案？這樣的問題似乎有些書生氣，但也只有這樣的追問才有助于我們發現問題的根源。
這樣一個被兩地基層法院嚴格執行的“上級規定”來自何方？依筆者看，最大的可能是地方權力對于“涉艾案件”的組織性歧視，而地方法院心領神會地為當地穩定保駕護航，內部制定了這么一個“影子規定”。
從憲法賦予公民的訴訟權利，到部門法關于法院立案的程序性規定，我們可以羅列出很多保障公民訴訟權的法規。但在這種“沒有法律依據，但有權力依據”的心態之下，任何法律的明文規定都可能被視而不見，甚至被程序化消解掉。這是司法屈從于地方權力的無奈，更是法及其精神對公民個體的一再失信。
作者：蕭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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