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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二元結構阻滯農民工變市民

　　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最大瓶頸是外需受限和內需不足　　

　　中國社會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何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不期而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和衰退，像閃電一樣照亮了一個事實：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最大瓶頸，是外需受限和內需不足。

　　一個正在高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中大國，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不振，顯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失衡。這就是步入了工業化進程的廉價農村勞動力———我們稱為農民工，他們創造了巨大供給，卻不能融入城市化，作為市民去消費而產生的巨大供需缺口。

　　本來，一個發展中國家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國計劃經濟建立和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即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強化和僵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滯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逐漸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居民的過渡，從而在農民成為工業產業大軍的同時，鎖閉了這個經濟起飛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

　　城鄉二元體制帶來四大問題

　　不斷迅速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大隱患

　　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的主要問題首先是造成了內需增長的嚴重阻礙。本來農民大量和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產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供給和經濟爆發性持續增長的源泉；相應的農民市民化和其贍養人口的城鎮化提供了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平衡發展。

　　但我國1.5億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鎮居民，農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這是我們依賴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市民化，也進一步扭曲了我們的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由于農民工絕大部分是在第二產業就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企業基本上不考慮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訓費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賴和滿足于對中青年勞動資源的近乎掠奪性的開發和使用。廉價勞動力在一個長時期中的近乎無限供給阻礙了企業和產業的技術提升與升級換代。工業化初期的成本優勢沒有隨著城市化發展從而人力資本的相應提高逐步轉變為技術優勢和品牌、渠道優勢。同時，由于農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勞動就業極大依賴于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行業景氣。第三產業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而后者本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領域。

　　其三，資源的逆向配置。由于農民工不能市民化，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是匯回原籍鄉村，贍養父母子女以及在鄉村建房置業，以備失業還鄉。這樣，在億萬農民已經、正在和必將會逐步離開的地方在不斷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們已經就業和還會不斷進入的城鎮卻無房可有可居。同時，1億多農民工及其后續者的離鄉不離土、離家不移家，影響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規模經營，阻礙了減少農民、富裕農村的現代化正常進程。

　　其四，城市化建設的畸形發展。由于城市發展并不考慮已經就業的農民及其家屬，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圍繞少數城市居民自我循環的高端化發展。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秉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城市辦公和居住條件甚至超過了人均GDP是我們5倍10倍以上的臺灣地區、香港特區乃至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

　　由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真正離土從而放棄鄉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國家為保基本農田紅線不得不嚴格控制城市化和工業化對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進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價和房地產價格。這樣導致在高房價面前，不僅農民工望洋興嘆，就連城市中下層居民也望而卻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門檻越壘越高。

　　最后，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逐步融入城鎮，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倫理道德問題。由于農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們中的相當大部分在長期的城鎮生活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返回鄉村生活。他們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離，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鄉文明交錯的沖擊和夾縫中長大，教育環境差和不穩定，有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個人數不斷迅速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