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發布《關于辦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自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

　　進一步明確入罪標準

　　明確采用“數額加情節”綜合性入罪規定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入罪標準，此前設置的是“三千元到一萬元以上”。為落實反洗錢國際標準，體現從嚴懲處的政策導向，這次的司法解釋明確采用“數額加情節”的綜合性入罪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級高級法官 汪雷：即使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數額未達到原解釋“三千元至一萬元”的數額標準，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所得財物的性質特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節，依法應當認定為犯罪的，堅決定罪處罰。

　　注重刑事打擊與行政處罰的有效銜接

　　據介紹，采用綜合性認定標準并不意味著只要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就一律作為犯罪處理。我國司法制度區分“行政處罰”和“刑事犯罪”的治理層次。為確保罪責相當、公平公正，實踐中要注重刑事打擊與行政處罰的有效銜接，在依法懲治犯罪的同時，為行政處罰留足空間。

　　“情節嚴重”數額標準調整為50萬和500萬

　　這次的司法解釋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加重處罰標準，即判處三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標準，作了進一步優化，區分上游犯罪類型分別設置了五十萬元和五百萬元的數額標準。此前的數額標準是十萬元。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長 羅國良：對于上游犯罪為非法采礦罪這樣的犯罪，掩隱罪的加重處罰標準定的是五百萬元；對于上游犯罪為其他犯罪的，掩隱罪加重處罰標準是五十萬元，能有效解決上下游量刑均衡的問題。

　　羅國良庭長介紹，這一加重處罰標準的調整，主要是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上下游量刑不協調甚至倒掛的突出問題。

　　比如江蘇、浙江等地集中出現一批運輸、收購非法采挖海砂的案件。上游非法采礦罪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數額標準是礦值50萬元至150萬元以上，如果對運輸、收購海砂的掩隱犯罪分子機械適用以前的“十萬元”標準，就出現了明顯的罪責刑不相適應。

　　《解釋》進一步明確了依法從寬處罰的情形

　　《解釋》還進一步明確了依法從寬處罰的情形。

　　如在第四條從輕處罰條款中增加一項“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追查上游犯罪起較大作用的”，引導行為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追贓挽損，以實際行動爭取從寬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長 羅國良：對于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群體實施掩飾、隱瞞犯罪的，應當給予更大幅度的從寬處理。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依法撤銷案件、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

　　利用虛擬貨幣交易轉移資金

　　三被告人獲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還發布了依法懲治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

　　在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安某、陳某、郭某三人合謀通過網絡平臺為他人轉移資金牟利。

　　安某在網上與電詐集團的犯罪分子取得聯系，按照對方指示，提供郭某的多張銀行卡賬戶用于接收資金。

　　郭某提供銀行卡賬戶后，負責用本人名義，注冊并登錄某虛擬貨幣交易平臺。

　　陳某負責操作交易平臺，將他人轉入郭某銀行卡賬戶的資金購買虛擬貨幣，隨后轉移至對方指定的虛擬貨幣賬戶。

　　電詐犯罪分子則按照1%左右的比例向安某等人支付提成。

　　法官表示，虛擬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虛擬貨幣的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

　　安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幫助犯罪分子轉移大量資金，其中包括騙取被害人湯某某等人資金共計50余萬元。

　　通州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三名被告人利用虛擬貨幣等手段幫助犯罪資金轉移，均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且系情節嚴重，最后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被告人安某、陳某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四萬元；判處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三萬元。

　　(總臺央視記者 冀成海 董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