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的中部振興計劃，僅湖北、湖南和江西，在“十二五”每年就需調入煤炭2.5億噸；傳統煤炭大省河南，在“十二五”將變成調入省，每年缺口4000萬噸。全國蓬勃發展的煤化工，也將消耗越來越多的煤炭資源。

　　岳福斌認為，產能過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產品過剩。“應在保證產能相對過剩下，嚴格控制產量過剩。”

　　為了應對突發事件，國家還應保證產能有一定的過剩，作為戰略儲備。因為煤炭不同于石油，儲存產品只會造成污染和自燃，“只有儲備產能和資源。”

　　產能過剩也是可控的，“一是政府提高煤炭產業集中度，二是做好十二五規劃等規制。”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中心工作。

　　岳福斌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國家應對1998年煤炭相對過剩是有歷史教訓的。在1978~1997年，中國煤炭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年增長10.56%，有效支撐了經濟發展；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一面大力關閉小煤窯，一面減少固定資產投資，1998~2001年平均每年下降26.28%；結果2002年經濟回暖后，能源供不應求，煤價飛漲，小煤窯大量超產，導致安全、環保等問題叢生，“我們不能總犯歷史錯誤。”

　　廈門大學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也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產能過剩”一說“不靠譜”：從經濟學角度，只要價格沒有下跌，就不存在過剩。

　　至于“天花板”理論，林伯強認為，即使中央政府不說，山西等各個地方政府也在做，“山西等地方都在限產，只有新疆還沒有意識到；這不是覺悟，它們只是覺得資源未來會越來越值錢。”(李廷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