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難

　　我國推出階梯電價后，引起了各方激辯。南方一位電力企業的研究員向時代周報打比喻時表示，在社會平均工資為1000元的時候，如果賦稅的征點定在1000元，那是窮人的起征點，“但將起征點定在100元，那就不是窮人的起征點了。”這位研究員表示。

　　廣州的媒體曾報道，廣州目前的平均用電量極有可能超過140千瓦時/月，也就是說，這樣的起征點并沒有依照各地的實際情況進行考量。

　　對此，發改委有關負責人也坦言，東西部用電量不一，以全國每月每戶110千瓦時來說，東部很多城市都超過這個標準，而西部則很多城市尚未達到標準，不能一刀切。

　　但問題在于，經過十數年的電價改革，我國的電價結構已經讓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官員無法厘清，以至于電力部門的一位官員曾說：中國的電價，內行人說不清，外行人看不懂。

　　上世紀80年代，我國調動社會各方投資辦電，實行多種電價制度以還本付息，至上世紀末，國家開始調整電價政策，推出“經營期電價”，旨在綜合考慮電力項目經濟壽命周期內各年度的成本和還貸的基礎上，通過計算電力項目每年的現金流量等因素測算電價。而在2002年“廠網分開”以后，電價的計算則變得更為復雜。

　　對此，電監會的一位管理者說，電價改革的長期任務是將電價劃分為上網電價、輸電電價、配電價格和終端銷售價格，發電、售點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輸配電價格由政府制定。

　　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電力研究員卻向時代周報表示，本次的以節能減排為口號進行的階梯電價計費模式，目前來看只能以一刀切的方式進行。

　　據一份統計數據顯示，今年8月份，我國全社會的用電量為3957億千瓦時，其中城鄉居民用電量為517億千瓦時。“和工業相比，若是以節能減排為目的，那城鄉居民的比重相對較小。”該研究員猜測，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措施，也是為了緩解我國的節能減排壓力。

　　這一背景來自于我國向國際社會的減排承諾。按“十一五”規劃，我國單位GDP能耗五年要下降20%，但前四年能耗累計只下降15.6%，考慮到今年上半年萬元GDP能耗累計上升0.09%，完成“十一五”節能目標任務仍然艱巨。

　　與此同時，“上半年不管，下半年管死”的節能方式也大行其道。因此今年過半以后，強制性的拉閘限電政策也廣為實行。

　　而另一方面，和國家的統計數據相比，國家的用電量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經濟實體的增長速度，而目前我國的發展速度正受到國際社會的諸多壓力，因此降低用電量，也將減輕我國的經濟在全球經濟實體中的發展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