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9月5日電 題：為什么說東京審判是“正義的審判”？

　　——專訪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教授

　　中新社記者 許婧

　　戰后審判是基于國際法的正義審判，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近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述東京審判為什么是一場“正義的審判”。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要研究“東京審判”？

　　向隆萬：東京審判，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國、中國、英國等11國組成，每個參與國各派1名法官和1名檢察官作為正式代表。經過檢方起訴舉證、辯方辯護的庭審階段和法官量刑判決的審理階段，全體28名被告被判決有罪，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伸張了國際正義，維護了人類尊嚴。

　　除了甲級戰犯，還有一些在前線作戰及施暴的軍官、士兵等，他們被稱為乙級、丙級戰犯。彼時，太平洋地區有多個法庭審判這些日本乙丙級戰犯。

　　戰后審判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終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上了一個句號，為侵略戰爭做了認定，認定了日本這些甲級戰犯反人類、反和平的罪行，并對他們進行了懲戒。

　　中新社記者：我們說抗日戰爭長達14年，東京審判是否可以證明這一論斷？

　　向隆萬：當然可以。在東京審判開庭之前，對日本戰犯的起訴起始日期曾有爭論，美英等國認為應從1941年珍珠港事件開始，因為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才正式向日本宣戰。但中國認為，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暗殺當時華北東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就是戰爭行為，正是同一批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發動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此審理日本戰犯的罪行應從1928年起始，最終得到國際檢察局的認可。所以東京審判中日本侵華分兩個階段：“侵略中國東北地區”和“侵略全中國”。

　　中新社記者：當年判決那些戰犯死刑，難在何處？

　　向隆萬：起訴日本戰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一大難點就是取證。什么樣的行為才算“戰犯”？東京審判要審判的這些甲級戰犯，大多沒有直接開槍殺人，而是坐在大本營和指揮部里，共謀侵略或指揮戰爭、讓部下實施暴行的人物。對他們的審判，特別是要對他們判處死刑，可以說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創新。

　　東京審判適用的是英美法系，檢方起訴的基礎就是要找到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書證等等，并不是像當時很多人想象的那樣：日本侵略中國是舉世皆知的事情，只要提起訴訟，就能嚴懲戰犯。

　　事實上，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很難有取證的條件，也缺少取證的意識。另外，日本在戰時就很注意封鎖消息，特別在失敗投降前后，日本軍方多次下令銷毀證據，這給舉證工作帶來不小的困難。

　　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遠東軍事法庭的第一官方語言是英語，第二是日語。中方拿出的證據，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證明，都需要翻譯成英語或者日語，這就要求翻譯這些證據的人既要懂語言，又要有法學基礎，還要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我父親在開庭前后，多次回國尋找證據，并親自翻譯成英文，連夜打字，第二天帶到東京。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對東京審判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向隆萬：東京審判從開庭到宣判終結歷時兩年半，判決書超過1200頁，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由于東京審判涉及的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最長，涉及侵華的被告也最多，舉證和審理的任務最為艱巨，在此過程中，中國檢察官團隊和法官團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檢察官團隊撰寫的《起訴書》中，涉及日本侵華的罪狀最多。除侵略中國本土外，日軍在亞太各地對中國使領館人員和華僑的暴行也罄竹難書。向哲濬晚年曾指出，在《起訴書》中列舉了55項罪狀，其中與侵略中國有關的就有44項之多。

　　經過繁細的內查外調，在國內各部門以及中國駐外使領館和海外華僑的配合下，中國檢察官團隊找到大量人證、物證、書證提交法庭。從向哲濬的20次法庭發言來看，都拿出了充足的證據文件起訴被告的罪行。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檢察官秘書高文彬在東京的媒體檔案中翻檢日語報紙時，發現了兩名日軍下級軍官在占領南京的途中，犯下“百人斬”獸行的連續報道。這些報道作為鐵證，使二人作為乙丙級戰犯在南京軍事法庭被繩之以法。

　　在法官審理量刑階段，梅汝璈法官精心撰寫《判決書》，在法官量刑討論中，梅汝璈又折沖樽俎，以確鑿的事證，凝聚法官中的多數派，為將東條英機等罪大惡極的戰爭販子送上歷史的絞刑架起了重大作用。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東京審判是基于國際法的正義審判？

　　向隆萬：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對國際法的發展與貢獻體現在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開啟了國際刑法的實踐：第一，確立了“侵略”是罪行，必須受到審判；第二，要追究個人刑事責任以及官位不免責；第三，反人道罪行不僅對交戰國平民戰俘適用，對未宣戰國及本國的平民也適用。這些原則被公認為現代國際刑法改革的先驅和源泉。

　　對日本主要戰犯或甲級戰犯，由正式組織的國際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加以審訊和制裁，是二戰后國際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上的一個創舉。在這以前，一個戰敗國的領導人物，即使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一般都是通過國家簽訂條約進行賠款的形式，其個人沒有受過法庭的審判和法律的制裁。

　　這里特別要指出，組成法庭的11個盟國中，中國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作為東方主戰場，對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貢獻難以估量。因此，中國的因素使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更為突出。

　　中新社記者：研究東京審判對當下有哪些啟發和意義？

　　向隆萬：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日本侵華罪行，他們否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為日本甲級戰犯開脫罪責；日本政要也接連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民更加重視重新審視當年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學術界通過具體的、實證的研究，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弘揚民族正義，使中日兩國人民永遠牢記歷史教訓，這也是對日本右翼否認侵華罪行最有力的回擊。

　　盡管二戰結束已經80年，但戰爭陰云仍在世界多處籠罩。我們現在研究東京審判，是希望人們吸取教訓，并提醒今天身處和平的人類，不能重蹈覆轍，要走向和平和發展的未來。正如梅汝璈所說：“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完)

　　受訪者簡介：

　　向隆萬，上海交通大學數學教授、前教務處長、國際交流學院院長，兼任教育部工科數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上海歐美同學會常務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編寫《高等數學》《數學實驗》等教材；發表數學研究及教學研究論文七十余篇；是上海和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發起人之一。現任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曾編寫《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與法庭陳述》《東京審判征戰記》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