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澳門12月19日電 題：何以澳門？

　　作者 吳志良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咸咸的海風吹拂了四百年，媽閣廟的香火繚繞不絕，議事亭前地的碎石路在夕陽下泛著溫潤的光。澳門，這座南海之濱的蓮花小城，像一位沉默而睿智的長者，以她不疾不徐的步調，見證著東西方文明的相遇、對話與融合。她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文明互鑒的書寫者，以自身的實踐，回應著人類關于“如何共處”的永恒追問。

　　澳門學的學科建構邏輯：在歷史皺褶中尋找答案

　　我們倡導和構建澳門學的初衷，不是學術版圖的簡單擴張，而是一場關于文明對話的理論自覺。當全球化遭遇逆流，當“文明沖突論”再次甚囂塵上，澳門，這個世界上未曾間斷的中西文明對話現場，靜靜地提供了另一種答案。

　　漫步在白鴿巢公園，能感受到賈梅士在此吟誦《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時的蒼茫；站在大三巴牌坊下，那殘壁上的東方蓮花與西方圣母像交織，無聲地訴說著文明的交融。這里的歷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對抗史，而是一部充滿協商、妥協與創造的“共處史”。

　　在方法論上，澳門學實現了從地方史到全球史的優雅轉身。它打破了“中心—邊緣”的二元敘事，構建了“第三空間”的理論框架。想象一下，16世紀的澳門，一位葡萄牙商人與明朝市舶司官員在議事亭內品著武夷茶，用混合著粵語和葡語的“洋涇浜”討價還價。澳門學的智慧在于，它用“顯微鏡”觀察《澳門記略》中一枚銀錠的鑄造工藝，卻能折射出全球白銀流動如何重塑東亞經濟秩序的宏大圖景。

　　在理論范式上，澳門學建構了充滿生命力的“文明共生論”。制度不再是冰冷的條文，而是有溫度的生命體。澳門的“行政主導制”就像一道精致的葡國菜，將東西方的制度食材創造性融合，烹制出獨特的治理風味。這種制度“合金鋼”的韌性，超越了任何單一模式的局限。

　　而文化的混血，在這里不是簡單的拼貼，而是孕育出新生命的過程。土生葡人的“土風舞”，既有葡國吉他的悠揚，又有廣東南音的婉轉；他們的“免治米飯”，將葡式烹飪與中式食材完美結合。這種“第三文化”既不屬于東方也不屬于西方，卻能與兩者從容對話，為后殖民時代的世界提供了文化認同的新范式。

　　澳門發展道路的理論闡釋：小城的大智慧

　　回歸二十余載，澳門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制度彈性釋放”之路。這條路的核心智慧，在于深刻理解了“一國兩制”的生命哲學。

　　“一國”是根，“兩制”是葉。根深才能葉茂。基本法的憲制安排，如同為大樹劃定了生長的土地。臺風和疫情期間，當內地援助的物資車隊經港珠澳大橋駛入澳門，澳門人真切地感受到“根”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束縛，而是保障，讓澳門這艘小船在風浪中始終安穩。

　　“兩制”是方法，不是目的。面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困境，澳門展現出驚人的轉型智慧。她不像賭徒那樣孤注一擲，而是像精明的管家，正努力將博彩稅收反哺到中醫藥、文創、會展等新興產業。如今的澳門，不僅有金光大道的繁華，還有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創新活力、設計中心的創意迸發。這條“適度多元”之路，證明差異可以轉化為動能，特色能夠孕育出新機。

　　“小而美”的辯證法，是澳門獻給世界的發展智慧。32.9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成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經濟體之一，秘訣在于“空間折疊”的藝術。物理空間的折疊，通過填海造地、跨境基建，將發展空間延伸到灣區尺度；制度空間的折疊，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現“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相當于在珠海境內再造一個“政策特區”；數字空間的折疊，用區塊鏈技術讓跨境產權交易效率提升。這些創新，讓澳門實現了“小身材大能量”的奇跡。資源的極度匱乏，反而激發了澳門的創新潛能。這種在約束中尋找突破的智慧，正是澳門精神的生動寫照。

　　澳門模式的普遍啟示：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的澳門表達

　　澳門的價值，正在超越地理的邊界，為人類探索多元文明共存提供深刻啟示。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在澳門獲得了創造性轉化。從血緣差序到制度差序，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劃定底線，以《文化遺產保護法》凝聚共識，用《勞動關系法》平衡多元訴求，形成了剛柔并濟的治理智慧。從地域差序到全球差序，澳門從中西橋梁升級為“全球南方”的對話樞紐。2023年中葡論壇期間，安哥拉等國通過澳門平臺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這是“差序金融”的創新實踐，更是澳門作為超級聯系人的價值體現。

　　“漸進調適”是澳門改革的哲學智慧。她不追求激進的變革，而是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穩步創新。金融科技的“監管沙盒”，允許企業在安全空間內測試新產品；“澳門講場”“市民建言平臺”等渠道，將政策制定轉化為全民討論。立法過程中，通過多種途徑收集意見書，最終形成了精英治理與社會公平的平衡機制。這種共識凝聚術，是東方智慧在現代治理中的生動實踐。

　　面向未來的理論追問：在傳承中創新

　　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澳門學面臨著深層的理論追問。

　　“小城大治”能否持續？現行制度體系運行二十余載，制度紅利的釋放是否會出現拐點？如何在保持“行政主導”效率的同時，防范官僚主義的風險？這些問題需要建立“制度體檢”機制，進行動態評估和優化。

　　文化混血的代際傳承同樣值得關注。新生代澳門人中，熟練掌握葡語的比例在下降，但對“非遺活化”的興趣卻在上升。這種文化偏好的變遷，將如何重塑澳門學的理論內核？也許，新一代澳門人正在用他們的方式，續寫著文化交融的新篇章。

　　如何讓“中國故事”通過澳門表達走向世界？將“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具有全球解釋力的理論話語，是澳門學界的重要使命。“彈性主權理論”“制度對沖模型”等概念的提出，能否在國際學界引發思考與討論？這需要更多的理論勇氣和話語創新。

　　而文明敘事的青年接力尤為關鍵。調查顯示，“90后”澳門青年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度很高，但理解尚需深化。通過教育創新，讓年輕一代從“抽象認同”走向“具象理解”，成為文明對話的接續者，這是澳門未來的希望所在。

　　文明對話的永恒召喚

　　深夜的澳門，西灣湖靜謐如鏡，倒映著都市的霓虹與傳統漁船的燈火。這座城市的特殊價值，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種完美的發展模板，而在于它證明了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

　　文明的真諦在于對話而非對抗，制度的差異不應成為沖突的源頭，而應成為創新的源泉；“一國兩制”的成功，更在于它提供了制度演進的包容智慧；小城大治的終極意義，在于為人類探索差異共生的無限可能。

　　澳門的意義，不在于它有多么獨特，而在于它讓我們重新思考：人類究竟需要多少種制度、多少種文化，才能構成一個真正文明的世界？

　　這座被咸水海風滋潤了四百年的小城，這座在炮火與和平間找到平衡的蓮花寶地，正以其獨特的理論自覺和深沉的道路自信，繼續書寫著屬于人類文明對話的溫暖篇章。她的故事告訴我們：在這個分裂的時代，對話永遠比對抗更有力量，包容永遠比排斥更有智慧，共生永遠比獨尊更有未來。(完)

　　作者簡介：

　　吳志良，1964年7月出生于廣東省連平縣，廣東連平人，無黨派人士，博士學歷，歷史學博士，現為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

　　1981年至198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畢業；1986年至1988年赴里斯本大學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學進修；1989年至1991年在澳門東亞大學完成為期兩年的公共行政課程；1994至1997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88年加入澳門基金會，1992年起出任管理委員會委員，后出任主席，2001年該會與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并成立新澳門基金會后，擔任全職行政委員，于2010年7月起至今出任該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是第九屆、十屆湖南省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湖南省政協常委；第十三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現為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理事、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和澳門大學客座教授。

　　主要從事澳門歷史與政治研究，1993年底始主編《澳門論叢》《濠海叢刊》《澳門法律叢書》和《改革開放與澳門發展》等，并合作主編《粵澳公牘錄存》《澳門百科全書》《澳門總覽》《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澳門編年史》《澳門史新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澳門藍皮書》等。代表性著作有《澳門政治制度史》《東西交匯看澳門》《悅讀澳門》及《何以澳門》等。其中，散文《遇見》榮獲“2024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學獎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