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9日電 題：自由貿易，無問東西

　　作者 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五千多年錘煉而成的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其中的許多思想與其他國家或文明的思想具有很高契合度，同時又有鮮明的獨特性。

　　開放進步的文明史觀，本應是東西方的共同愿景。但對一些珍貴的人類文明成果與常識的背離，給當今世界帶來重大挑戰，典型示例就是漠視“互利共贏”這一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原則。

　　經濟學中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叫作“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其含義是：在一個社會或群體中，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得到改進，同時沒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損害，這個社會便實現了福利改進。當不存在進一步福利改進的空間，即有些人的福利改進必須以其他至少一人的福利受損為條件時，該社會便達到了“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

　　由于有人受益、無人受損，“帕累托改進”在經濟學上就成為一個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標，能否實現“帕累托效率”也就成為評判政策或規章制度優劣的主要標準。顯而易見，實現“帕累托改進”是一個不錯的結果，窮盡所有“帕累托改進”的可能，進而達到“帕累托效率”。

　　但這些從孔子思想的角度來看還不足夠好。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認為，僅自己獲得發展和提升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自己與其他人一起發展和提升。換句話說，一個人的“立”與“達”，以別人的“立”與“達”為前提條件。

　　比照“帕累托改進”概念，中國學者趙汀陽先生創造了一個概念——“孔子改進”(或稱“孔子改善”)。與“帕累托改進”相比，“孔子改進”又上升了一個層次，因為這一概念強調自身發展一定是與其他人的共同發展、共同進步連在一起的。作為進一步延伸，“孔子效率”可被定義如下：一個社會窮盡了所有“孔子改進”可能性時所達到的狀態。

　　實現“帕累托改進”和“孔子改進”的途徑多種多樣，其中最為直接的途徑之一便是自由貿易。在《國富論》中，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詳細闡釋了基于不同產品生產率高低形成的分工與交換，以及這種分工與交換帶來的巨大“貿易利得”(gain from trade)。后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進一步豐富了斯密的思想，為貿易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

　　盡管在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國曾奉行閉關鎖國、自我封閉政策，但總體來看，自由貿易理念和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并占據主流。西漢時期，中國出現了兩部重要文獻，一部是劉安等編寫的《淮南子》，另一部是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在這兩部文獻中，作者都意識到，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分工、生產和交換，能使各參與方獲益。在他們眼中，生財之道或經濟增長，即所謂“貨殖”，在于“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多易所鮮”“以所工易所拙”，用現代漢語表述就是“用我有的東西換我沒有的東西，用我豐富的東西換我稀缺的東西，用我擅長生產的東西換我不擅長生產的東西”，其結果便是互利共贏，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鑒于劉安、司馬遷的想法與斯密、李嘉圖的貿易理論如此接近，可以將中國古人清晰的自由貿易思想概括為“劉安—司馬遷定理”。

　　對于國家、群體乃至個人而言，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已在人類文明史中得到證明。作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孔子改進”與“劉安—司馬遷定理”，再加上作為西方古典經濟學主脈之一的分工貿易理論，代表了開放進步的文明史觀，并為人類發展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今世界，個別國家正在重復人類曾犯過的錯誤，重蹈貿易保護主義覆轍，尊崇零和博弈思維，霸凌霸道，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甚至損人損己，置開放的世界經濟于不顧，陷人類和諧進步于險境。

　　面對兩種涇渭分明、相互對立的文明史觀與行為邏輯，中國的選擇明確且堅定：借助點滴的、局部的、持續不斷的“帕累托改進”特別是“孔子改進”，通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逐步趨近“帕累托效率”乃至“孔子效率”，最終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景。(完)

　　作者簡介：

　　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長期從事制度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版《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國際經濟政治學》《美國行為的根源》《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