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9月6日電 題：中國敦煌學研究三足鼎立，浙江何以成為重要一極？

　　記者 嚴格 林波 曹丹

　　甘肅敦煌，地處中國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東西貿易往來的交通要沖，也是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明體系的交匯之地。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中大批寫本文獻橫空出世。敦煌文獻縱貫六百余年，時間跨度從公元4世紀延伸至11世紀初，為研究早期中國提供了連續且完整的歷史檔案。更獨特的是，敦煌文獻跳出了傳統史書聚焦帝王將相的敘事框架，真實記錄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堪稱一部鮮活的中國古代社會“百科全書”。

　　敦煌文獻面世以來，中國敦煌學研究領域逐漸形成北京、甘肅與浙江三地“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

　　浙江與敦煌相隔數千里，為何能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重要一極？

　　近日，記者專訪了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涌泉，探尋浙江與敦煌學的深厚淵源。

　　“敦煌在甘肅，但敦煌學的一個重要中心卻在浙江，這并非偶然。”張涌泉開門見山說道。

　　浙江與敦煌學的淵源可追溯至1904年。當時，浙江學者葉昌熾便在《緣督廬日記》中，記載了敦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與考訂，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開端。此后，羅振玉、王國維等一批浙江籍學者積極投身敦煌文獻研究，奠定了中國敦煌學的基石。

　　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常書鴻與繼任者樊錦詩均為浙江杭州人，前者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后者有“敦煌女兒”的美譽。此外，云南昭通人姜亮夫在20世紀30年代赴英法留學時，放棄學位輾轉抄錄敦煌文獻，回國后在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工作40余年，開創了浙江敦煌學的研究傳統。

　　談及浙江敦煌學的特色，張涌泉表示，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有兩大核心優勢：一是敦煌語言文字研究，二是文獻整理功力。

　　姜亮夫著《瀛涯敦煌韻輯》，杭州大學教授蔣禮鴻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均是敦煌語言文字、敦煌俗文學研究領域的里程碑之作。

　　所謂敦煌俗文學，是指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一批以通俗語言創作、面向普通民眾的文學作品。它生動反映了中國古代民間社會的風貌、文化特質和語言特點，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

　　然而，當代研究者要準確解讀敦煌俗文學文本，不僅需辨讀其中的錯字、俗字和方言詞，還需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思想觀。以敦煌俗文學中的“變文”為例，作為一種已失傳的唐代講唱文學，其口語性強、字詞晦澀難解。

　　“正是依靠蔣禮鴻先生等學者運用訓詁學方法，破解了大量疑難字詞，才推動了該領域的關鍵性突破。”張涌泉說。

　　此后，姜亮夫、蔣禮鴻的學生郭在貽，以及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的學生張涌泉等一代又一代學人持續聚焦敦煌俗字、俗語研究，編撰《敦煌俗字研究》《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等，將研究范圍拓展至全部敦煌文獻。

　　“敦煌文獻絕大多數是寫本，且多為殘卷。若缺乏語言文字功底，整理時極易出錯。而浙大學者具有扎實的語言文字學根基，整理的文獻質量較高。”張涌泉說。

　　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約7萬號敦煌文獻實現數字化共享，張涌泉的學術團隊開啟了對散藏于全球數百家中外機構及個人手中的敦煌殘卷的大規模綴合實踐與理論探索。據張涌泉統計，大多數敦煌文獻可以綴合的比例達到25%左右。

　　今年4月，該團隊將部分成果結集為《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一書，并對藏經洞文獻的性質提出了全新觀點：莫高窟藏經洞實為存放修復材料“古壞經文”之所，即“故經處”，也就是專門存放廢棄經典的地方。

　　盡管如此，這并未減損千年寫本文獻的珍貴價值。

　　目前，有關部門正積極推動各國收藏機構協作，按照統一的數字化標準，讓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虛擬空間中重新拼合，再現敦煌文獻千年風采。

　　“我們正以開放的姿態，積極擁抱數字技術。”談及未來，張涌泉充滿期待。他表示，數字技術的革新，將進一步提升敦煌文獻綴合的效率，“我們要努力完成前輩學者綴合全部敦煌殘卷的夙愿，讓千年敦煌文化在數字時代重煥光芒”。(完)